1996年底，褚时健崩溃的对调查人员说，你们别搞我的家人，有什么事冲着我来。1个月前，褚时健刚刚得知，自己唯一的女儿褚映群，在河南看守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就在一个月前，他刚得知女儿在河南看守所自缢的消息，此刻，他耳边反复回响着女儿童年时的笑声，还有她最后一次劝他退休时担忧的眼神，这个寒冷的冬夜，褚时健的人生正经历着最彻底的崩塌。 哀牢山深处的清晨总是被浓雾笼罩，2004年冬天，76岁的褚时健踩着露水巡视橙园时，偶尔会想起三十年前玉溪卷烟厂的另一个黎明，那时他总在凌晨四点走进车间，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检查第一批烟丝的温度，这个习惯从他1979年接手这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开始，持续了整整十五年。 “老褚来了！”工人们互相传递着这句话，语气里带着敬畏，的确，在那些年里，褚时健就像永不疲倦的火车头，拖着整个烟厂向前狂奔，他会在车间里随手抓起一把烟丝，放在鼻尖轻嗅，就能准确判断出烘焙的湿度是否达标。 这个从小跟着母亲烤酒的农村孩子，似乎天生就对温度与发酵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 新设备投产第二年，“红塔山”品牌的销量翻了四倍，到1994年，这座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烟厂已经跻身世界烟草企业前五，累计为国家创造税收近千亿元。在玉溪，人们私下称他为“烟草皇帝”，这个称呼里既有崇拜，也暗藏着隐隐的不安。 某个周末的傍晚，女儿褚映群特意从昆明赶回玉溪，在父亲的书房里进行了一场艰难的谈话。 “爸，该休息了。”女儿递过一杯茶，声音轻柔，“您已经做得够多了。” 褚时健从文件堆里抬起头，眼镜滑到鼻梁上：“再等等，等新生产线稳定了。” “可是外面已经有很多闲话了......”女儿欲言又止。 他摆摆手，继续低头看报表。夕阳透过百叶窗，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投下条纹状的阴影。那是女儿最后一次劝他退休。 1995年春天的洛阳，乍暖还寒，褚映群被带进看守所时，留意到墙角一株野迎春刚刚绽放。她想起父亲总说，迎春花是第一个报春的，熬过寒冬就能见到温暖。 在玉溪，褚时健得知女儿被带走的消息时，正在主持一个技术研讨会。他面无表情地听完汇报，示意会议继续，只有最细心的下属注意到，他手中的铅笔无声地断成了两截。 接下来的四个月，这位曾经雷厉风行的企业家仿佛变了个人，他仍然每天准时上班，却在走廊里频频走神。 他照常批阅文件，有时却对着同一页纸发呆半小时，律师马军记得，有一次在会议室，褚时健突然问：“洛阳这个时候应该比昆明冷吧？”然后不等回答，又自顾自地继续讨论合同细节。 1995年12月1日，最寒冷的消息还是传来了，当律师吞吞吐吐地说出“自缢”两个字时，褚时健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似的，缓缓滑坐到地上，紧接着，这个曾经在商界叱咤风云的硬汉，当着所有人的面嚎啕大哭，拳头重重捶打着地面：“是我害了她！是我啊！” 1996年深秋，当调查延伸到妻子马静芬身上时，褚时健最后的防线崩塌了。在审讯室里，他猛地站起来，双手撑在桌面上，青筋暴起：“你们别搞我的家人，有什么事冲着我来！” 保外就医回到玉溪的那个春天，褚时健整日坐在老屋的院子里发呆。乡亲们常见他拄着拐杖，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一站就是半天。 转机发生在一个燥热的午后。外甥李亚鑫带来几个橙子，随口抱怨说现在的果子越来越没味道。褚时健掰开一瓣放进嘴里，慢慢咀嚼，突然说：“我们在哀牢山包片地吧。” 这个决定让所有亲友震惊。承包2400亩荒地种植橙子，对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更不用说启动资金需要上千万元，这对刚出狱的褚时健简直是天文数字。 “我可以借钱。”褚时健的语气平静得像在讨论晚饭吃什么，“这辈子欠的债已经够多了，不差这一笔。” 2008年，褚橙的甜酸比终于达到完美平衡。批发商开始主动上门，曾经无人问津的橙子变得供不应求。更让人意外的是，褚时健给橙子注册品牌时，坚持用自己姓氏——“褚橙”。 “您不怕......”儿子褚一斌欲言又止。 “怕什么？”老人望着满山橙树，目光深邃，“我褚时健种出的果子，就叫褚橙。” 2012年，褚橙进军北京市场的第一天，所有货架销售一空。这个消息传到哀牢山时，褚时健正给果农讲解疏花技术。听完汇报，他只是点点头，然后继续手把手教农民如何辨认多余的花蕾。 2019年春天，褚时健安详离世。在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里，老人站在橙园中，手扶拐杖，目光平静地望向远方。那里，新一季的橙花正在枝头悄然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