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界人士卡梅隆·约翰逊发出警告：一旦我国对医药、对生物技术、对化工产品出口进行限制，美国经济将遭受重创。 当“脱钩”从政治口号变成现实操作，一场原以为可以控制的博弈，突然有了失控的征兆。 2025年10月，美国商界资深人士卡梅隆·约翰逊在一场财经论坛上的发言，引发华尔街和白宫的双重震动。 他直言，如果中国决定对医药、生物技术和化工产品实施出口管制，美国将面临“系统性重创”，而不是一场短暂的价格震荡。 这不是第一次有美国精英站出来提醒风险，但这一次不同。 因为市场已经开始反应，医院的采购价已经悄然上调，制药巨头的合同条款开始出现“不可抗力”条款。 过去被视作“产业链末端”的原料药，如今成了能撬动整个美国医疗系统的杠杆。 卡梅隆·约翰逊的发言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大反响，是因为这位曾在中国深耕二十年的商人，知道哪一块砖动了会塌。 他列出一份实打实的清单：美国80%的原料药依赖进口，而中国是唯一有能力、也有意愿大规模稳定供货的国家。 这一依赖不是意外，而是结构性的结果。从2010年起，美国本土的化工和原料药生产线就因为环保标准、成本压力和政策倾斜逐步关闭。 2025年，数据显示美国本土原料药产能占比只剩7%。换句话说，美国不是暂时采购困难，而是已经没有了生产这些药物的能力。 更讽刺的是，就在今年4月，美国政府还在讨论是否要对中国产药品征收单独关税。 特朗普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公开表示，要“逼制药企业回迁美国”。 可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便现在开始建厂，最快也要五年后才能投产，而且还不一定能找到愿意干这活的工人。 美国原料药工厂的平均工人年龄已经52岁，新一代没人愿意接班。 而中国的制造体系不仅有完整的产业链，还有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和高效的物流体系。 从原材料到中间体再到成品，中国的生产链条几乎不需要外包，一步到位，效率远超西方。 资本市场对这场危机有着天生的敏感。2025年5月以来，美股医药板块波动加剧，尤其是对中国依赖度高的中小型制药公司，市值缩水严重。 投资机构给出的理由很直接：中国风吹草动，美国药价就要跳涨，而患者根本没有选择。 现实已经在验证这种担忧。波士顿医疗协会的报告指出，如果中国断供，美国医院的抗生素库存将在15天内耗尽，届时连常规手术都将被迫中断。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过去几年疫情中已经反复上演的剧本，只不过这次不是病毒，而是政策。 更深层的风险来自美国医疗体系自身的脆弱结构。2024年，美国人均药品开支已经达到4200美元，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如果对原料药再征收25%的关税，每个家庭平均每年还要多付600美元。这对中低收入人群来说，是压垮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这些还只是经济层面的冲击。公共卫生领域的隐患更大。阿片类药物危机至今未解，急救药纳洛酮的中间体依赖中国供应。 若遭断供，数以万计的成瘾者将失去最后的救命稻草。2024年，美国已有超过8万人因药物过量死亡，任何延误都将是灾难。 更别说那些长期依赖中国供应的关键药品，比如青霉素的原料药、退烧药对乙酰氨基酚，还有肝素注射液。 它的核心成分来自中国生猪肠道提取物，全球找不到第二个替代来源。 美国药监局的内部文件显示，这些药品中有超过一半的原料产地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省份。 有人可能会说，那就让印度来做替代。问题在于，印度制药业看似强大，实际70%的原料药也来自中国。 2020年印度短暂限制出口后，美国就立刻爆发抗生素短缺。2025年，印度工厂面对中国价格的冲击，根本无力支撑独立供应体系。 美国过去十年将重心放在高利润的专利研发，把低利润但高风险的原料药生产外包给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 这一模式在全球化红利期还能运转，可在“脱钩”政策下，反成了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卡梅隆·约翰逊没有批评中国，他只是冷静地指出，美国的供应链问题，不是中国制造的，而是美国自己放弃了制造。 他的话让很多人不舒服，因为它揭开了一个不愿正视的现实：美国不再具备独立维持现代医药体系的能力。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美国医疗产业背后的垄断资本。如联合健康集团，年收入超过2.6万亿人民币，控制着医保、药品、医院等多个环节。 这些巨头并不关心原料药在哪里生产，他们只关心利润是否最大化。政策改革在这种结构下，始终寸步难行。 而一旦中国真的收紧出口，美国经济将不仅仅是“受创”，而是陷入一种难以逆转的系统性崩塌。 药价飙升、民众恐慌、医疗瘫痪、通胀加剧，每一环都在放大另一个环的冲击。届时，所谓“去风险”的战略，可能成为最大的风险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