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将军案中，陈宝仓将军并没有暴露，而蔡孝乾也不知道陈将军是特工，陈将军之所以暴露并不是别人出卖，而是一张手写台湾布防图暴露了他。 1950年的台湾，白色恐怖的阴云压得人喘不过气，街头巷尾都是保密局的眼线，连寻常百姓的信件都会被拆开检查，更别说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府邸，早就被特务们盯得死死的。 陈宝仓将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潜伏着，他的公开身份是“国防部”中将高参，这个头衔是他最好的保护色，能让他顺理成章地接触到国民党在台湾的核心军事机密，没人能想到，这位在抗日前线立过战功的老将，早已成了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员。 当时陈宝仓的工作模式很隐蔽，他和吴石将军组成核心情报搭档，两人一个负责搜集，一个负责统筹传递，再由吴石的副官聂曦和交通员朱枫把情报送回大陆，整个链条里各司其职，层级分得很清。 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虽然也和朱枫对接，但他主要负责传递华东局的指示，根本不知道吴石身边还有陈宝仓这样一位关键的情报提供者。 后来蔡孝乾被捕叛变，一口气供出了四百多名地下党员，可名单里从头到尾没有陈宝仓的名字，这也印证了他确实不知道陈将军的真实身份，陈宝仓的暴露和出卖毫无关系。 陈宝仓搜集的情报里，最有价值的就是台湾布防相关的核心信息，从沿海滩头碉堡的精确位置，到守军部队的详细番号，再到弹药库的储备量，每一项都是解放台湾急需的关键数据。 那时候没有加密通讯设备，更没有复印机，要把这些机密传递出去，只能靠手写抄录。 陈宝仓为此做足了隐蔽工作，他从不用钢笔，专门找了支普通毛笔，用稀释的墨汁在宣纸上书写，这样即便被偶然看到，也能借口是“随手记录的军需草稿”。 他还会故意把“兵站总监部”这类敏感单位的简称改成“四联部”，就怕留下破绽。 那张最终指向他的手写布防图，就是他趁着周末加班，在办公室里一笔一画抄录下来的。 抄完后他反复检查了好几遍，确认没有暴露身份的细节，才把宣纸折成指甲盖大小，塞进一个空的蛤蜊油盒子里。 这种老百姓常用的护肤品，体积小又不起眼，特务们平时检查都懒得细看，谁能想到里面藏着能动摇台湾防务的机密。 交接时他还特意叮嘱联络员，走小巷子避开公车，接头前先看门口有没有挂红辣椒作为安全信号，能想到的谨慎措施他几乎都做了。 可千算万算，没算到特务那次的搜查格外仔细，当时朱枫已经因蔡孝乾叛变被捕，特务顺着线索摸到了吴石家里，翻遍了书房和卧室都没找到关键证据，最后在一个旧公文包里发现了这个蛤蜊油盒子。 按理说这东西不值钱，可特务拿在手里觉得比平时重了点，当场就拧开了盖子，里面的宣纸掉了出来，展开后密密麻麻的军事据点名称让特务们脸色瞬间变了。 保密局立刻成立了专案组，调来台湾军政系统里能接触到布防情报的两百多人的笔迹进行比对。 陈宝仓早有准备，布防图上的字迹写得格外潦草，和他平时在公文上规整的签名完全不一样，一开始特务们根本没对上。 就在快要排除他的时候，有人翻出了他留在办公室抽屉里的“军需草稿”——那本是他故意留下的烟雾弹，没想到反而成了致命的线索。 技术人员发现，虽然字迹潦草，但“左营军港”“高雄机场”这些词的笔画习惯和草稿上完全一致，尤其是“港”字的竖弯钩，他总会在末尾多带一笔，这个几十年养成的小习惯，成了无法辩驳的铁证。 其实这也怪不得陈宝仓不够谨慎，在那个没有电子加密技术的年代，手写是隐蔽战线传递情报最常用的方式，笔迹就成了每个情报员独特的“身份密码”。 他已经把风险降到了最低，可特务们在白色恐怖时期的排查手段，就是靠着这种抠细节的“笨办法”，从蛛丝马迹里找突破口。 更关键的是，他和吴石的情报传递是直接对接，没有经过其他层级，蔡孝乾叛变后即便想供出他也无从谈起，这就彻底排除了被出卖的可能。 后来有人说，要是当时有更安全的传递方式，这张布防图就不会成为暴露的导火索，但在当年的环境里，陈宝仓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专业和谨慎与敌人周旋。 他那笔带着独特习惯的字迹，原本是常年处理公文留下的印记，最后却成了特务锁定他的关键，这不是失误，而是隐蔽工作在特殊时代下的无奈。 直到被捕前，陈宝仓都没向敌人透露半个字，临刑前还高呼“祖国万岁”，那张手写布防图没能送到大陆，却成了他为信仰献身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