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个日本士兵回忆录，一个混日子的大阪士兵，有点有意思的内容！铃木六林男大阪人，在1939年，加入日军第37师团第37步兵联队进入华中战场。在日本军队里最废物的士兵，都会被分发到重机枪分队，因为最苦最累。每天都要扛着机枪枪架子和弹药箱。 铃木六林男出生于大阪一个普通家庭，1939年时已过二十岁，正值日本军部大举扩军之际。那年夏天，他作为本地劳工被征召入伍，分配到新建的第37师团第37步兵联队。这支部队属于乙种师团，装备简陋，任务主要是维持华中占领区的治安。铃木并非热血青年，他平日里在码头帮工，习惯了无所事事的日子，入伍后自然对军营生活格格不入。联队从关西地区抽调士兵，训练强度虽不如甲种师团，但纪律严明，任何懈怠都可能招致惩罚。铃木的射击成绩平平，行军时总落后，这让他很快成为军官眼中的刺头。 日军步兵联队的结构中，重机枪分队是后勤与火力结合的核心，却也是最吃力的环节。一个标准重机枪分队包括11名士兵和2匹骡马，主要负责九二式重机枪的运输和操作。弹药分队则有11人和8匹马，专管弹药补给。铃木被调入重机枪组，正是因为中队长对那些训练不合格的士兵的惯常处理方式。军官们认为，这些人虽不中用，但扔到重机枪组，能通过繁重劳役消耗他们的懒散劲头。每天清晨，组员需扛起枪架和弹药箱前行，枪架重达30公斤，弹药箱22公斤，即便有骡马辅助，人力仍是主力。这样的安排源于日军对火力抑制的依赖，重机枪在阵地战中至关重要，却也让分队成为首要打击目标。 华中战场的环境加剧了重机枪组的苦楚。1940年联队抵达武汉后，分散在黄陂和孝感一带，经常遭遇游击队的袭扰。雨季泥泞道路让运输更难，士兵们肩扛重物时，脚底打滑，装备频频损坏。铃木的组里，伤亡率居高不下，中队整体阵亡30多人，重机枪分队损失最重，因为阵地暴露时间长，敌方炮火总先招呼过来。日军记录显示，这种分队在华中战役中平均存活率不足50%。军官选拔标准简单粗暴：开小差、训练落后者一律调入，他们的任务不仅是扛运，还包括战场上的连续射击，枪管过热需备用件替换，操作失误即酿大祸。 铃木的经历反映出日军内部的某种潜规则。那些不愿卖力的士兵，常通过故意掉队进入收容队，短期内免于行军和作战。收容站提供基本军粮，军官忙于重组，不会深究。另一种方式是训练故意不合格，被送往后方基地补课。基地生活虽苦，涉及挖壕和体罚，但远胜前线枪林弹雨。铃木所在中队的小队伤亡最小，就因为组员们在“混日子”上经验老道。他们不是勇敢，而是懂得避险，开火时总拖延，减少暴露。 重机枪分队的装备负担是另一个焦点。九二式机枪虽可靠，但重量和维护需求高，运输兵需携带20公斤工具箱，包括扳手和冷却管。弹药兵背箱时，链条碰撞声不绝于耳，每日行军10公里以上，体力消耗巨大。骡马虽帮分担，但地形复杂时仍靠人力。铃木回忆中提到，战斗部署时，分队需快速架设阵地，支架固定在土坡，稍有偏差即影响射程。华中地势多山河，阵地选择受限，重机枪组往往首当其冲。联队在鄂东行动中，一次遭遇战导致组里多人负伤，弹药箱被炸飞，碎片伤及肢体。日军医疗条件差，伤员多靠自救，这种高风险岗位本该配精兵，却反被用来“改造”废柴。 战争后期，铃木的生存策略越发娴熟。1943年后，联队转战大别山区，补给线拉长，重机枪组劳役加重。士兵们学会在巡逻中假装检查装备，拖延时间。一次山路行军，他们让骡子慢行，队伍拉开距离，后续赶上时已近营地。军官虽察觉，但战局吃紧，无暇追究。铃木组的低伤亡率，成为中队中的异类，其他分队羡慕却学不来，因为这需长期积累的小聪明。日军整体在华中损失惨重，第37师团从初始1万余人减至不足6000，士气低落。铃木的“混日子”并非逃兵主义，而是对军纪的被动抵抗，在高压环境下求生。 铃木的回忆录还触及日军基层的荒谬性。军官选拔重机枪组成员时，不考虑个人能力，只看负面记录，这导致分队效率低下。训练落后者扛弹箱，实际操作时手生脚慢，射击准度差。华中战役中，重机枪火力本是日军优势，却因人手问题频出故障。铃木提到，一场河谷战斗中，他们7人与敌数十人相遇，却未开火，避免了互射的惨烈。这样的克制，不是仁慈，而是算计：开火等于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