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冬天，一口灵柩从日本运回中国。棺中人名叫蔡锷，年仅34岁。 他的遗体途经上海、武汉、长沙，每一站都挤满了自发前来吊唁的百姓。 老头儿拄着拐杖站在江边哭，妇女抱着孩子默默垂泪。甚至有士兵脱帽立正，一动不动地敬着最后的军礼。 那不是普通人的送别，那是一场全民的告别。国葬的规格，送给了这个从未封王称帝的湖南汉子。 蔡锷不爱显摆，从小瘦得像竹竿，可谁都没想到他心比天高。 早年考进日本陆军学校，穿军装时，眸子里全是野火。辛亥革命爆发，他在云南一声号令，把清朝巡抚赶出昆明，建立了第一支反清武装，成了云南都督。 可最让人记住的，是他和袁世凯那场不见血的较量。袁要称帝，举国皆跪，蔡锷却从软禁的北京潜逃千里，回云南起兵护国。 那一仗，他打得凶、打得狠，也打掉了袁的皇帝梦。但代价，是他咳血不止的身体和燃尽的命。 蔡锷一生中有两个妻子——不同的命，却有同样的结局：终身守寡，为他守了整个青春。 刘侠贞是老家邵阳的同乡，年轻时被许配给蔡锷。他在外打仗，她在家侍奉公婆。 蔡锷回京被软禁，刘侠贞带着孩子赶去照顾他，还卖了首饰资助他重返云南。 可丈夫一去不返，她拒绝了所有再婚的提议，把那身旧军装、小钢笔收拾得一尘不染。 每年除夕，她都坐在门前，点灯等到子时，说：“怕他半夜回来，认不得路。” 另一位是云南士绅女潘蕙英，识字、有主见。嫁给蔡锷时，她才十七，婚后感情笃深。 他走前没敢当面告别，只留下封信，说自己是为四万万同胞去死。她含泪送他，带着三个孩子一肩挑下整个家。 她说：“他的命给了国家，我的命给孩子。”直到临终，她都念叨着：“他的遗物，得好好交给国家。” 蔡锷的儿子蔡端，长得像父亲，话少、性子沉稳。在清华读书时，有教授说他是“活着的蔡锷”。 他从政后在外交部任职，走南闯北，为国家翻译过重要文件。 一次有人私下问他：“你父亲不顾家，你怪过他吗？”他摇头，“那是战争年代，他顾了更大的‘家’。” 晚年，他将父亲的遗稿整理成册，封面写着《蔡松坡先生遗集》。有人说，那其实是母亲遗愿，也是他这一生最沉的情感工程。 在北平，小凤仙是个唱戏的风尘女子，蔡锷被囚期间常去听戏，两人相识。 有人说那是恋人，有人说只是知己。但有一点没人质疑——小凤仙救过蔡锷。她设局把蔡锷从暗哨中带走，让他能顺利南归。 多年后，小凤仙隐姓埋名，做起了幼儿园保育员。直到临终，她从箱底翻出一张发黄的旧照片——照片背面，是蔡锷手书：“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 她轻声说：“这辈子，再没遇见过那样的男子。” 他死在1916年，却活在后来每一个崇尚理想的人心里。他的命，烧得短，却照亮了那个黑暗的时代。 他身后的女人们，一个比一个都把他当成灯塔，一守就是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