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在中越战俘遣返仪式上，“叛变”军官汪斌拖着仅37公斤重的身体，颤颤巍巍地向我方走来。人群中突然响起咒骂声，他微微一震。事后，副师长握着他的手：“我相信你！”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一打响，汪斌的团就上了西线。任务重得像座山，他主要管弹药运送和掩护撤退。战场上，火力密集，他得背着几十斤东西爬坡，腿酸得直打颤。一次突围，敌方炮弹炸得地动山摇，他趴在土坎后指挥几个人抬伤员，硬是把人拖到安全地带。那次立了功，团里表扬会上，他被点名嘉奖。 从那以后，大家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觉得这小伙子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回营后，他没飘，继续埋头苦干，升为连队骨干。80年代初，部队加强战备，他负责组织演习，教新兵怎么用指北针辨方向，怎么在丛林里隐蔽。这些积累，让他到1984年时，已是1营2连副指导员，肩上担子重了不少。 老山战役是1984年4月的事，那地方在云南麻栗坡和越南河江交界，地形复杂得像迷宫。汪斌的连队奉命敌后穿插，目标是76号和1072号高地，目的是切断敌退路。4月28日夜里出发，雨下得跟泼水节似的，路滑得站不住脚。指北针老出问题，队伍走走停停。半道上，二连遭埋伏，伤亡大，连长王仕田、副连长丛明先后阵亡，指导员高韶林重伤。汪斌当时没法子，只能接过指挥，组织剩下的人反击。硬拼下来，总算和营部会合。可撤退时，好些战友遗体没带走，他心里堵得慌，就跟营长刘光年请示，带上司务长韩金才和通讯员邵文忠回去找。 三人刚到48号高地附近，就撞上越军小队。对方先开火，韩金才和邵文忠当场中弹没了，汪斌腿上挨了一枪，疼得眼前发黑。越军上来搜身，看到他身上的望远镜和军官装备，就确认身份了。绑了手脚，直接押走。那一刻，他知道麻烦大了。老山是轮战焦点，中国部队拿下高地后，越方反扑猛，俘虏待遇可想而知。汪斌成了那场战役唯一被俘的中国军官，消息传开，部队里议论纷纷。被押走的路上，他腿伤流血，衣服都湿透了，但咬牙没吭声。越军把人带到后方，关进临时营地，先是审问军事情报。他啥也没说，从头到尾就那么扛着。 被俘后，汪斌转到河江省的监狱，那地方条件差到极点。牢房小得转不开身，冬天冻得关节疼，夏天蚊子叮一身包。吃的就稀粥霉米，营养跟不上，体重从60多公斤掉到30出头。越军对军官俘虏下手狠，用鞭子抽、电击、水淹，全是逼情报的招数。他试过自缢，被发现后打得更凶，所有能自杀的东西都收走。还绝食抗议，结果被灌辣椒水和米汤，胃烧得像火燎。1986年，他挖墙想跑，抠了半天墙角，手指甲都裂了，可身体太虚，爬出去没几步就被抓回。惩罚加码，关小黑屋，关节炎和胃溃疡全犯了，听力也降了。这些年，他没泄露一丁点机密，硬是顶住了。 中越关系到1990年缓和，双方谈好交换战俘。1月19日，在友谊关举行仪式，中国放回17名越俘，越方放5名中国人，汪斌在列。遣返那天，他排最后，身体瘦得皮包骨，37公斤的体重走路都晃。现场中国官兵列队，有人认出他，低声骂叛徒，声音传开，他身子一抖，但没停步。跨过界线，副师长陈知建上前握手，表示信任。那一刻，流言四起，回国后审查组立马介入。组织查了年多，翻档案、问战友，确认他没投敌，没说坏话。甚至因为表现，授上尉军衔，恢复军籍党籍。陈知建是陈赓将军儿子，专程来看望，递热粥聊家常，帮他稳住心神。 审查期间，汪斌住医院调养，胃出血反复，风湿让腿走不了远。部队本想留他，可身体底子伤太重，适应不了高强度。1993年，转业回邹城，进电力系统干线路维护。工作不累，早出晚归，骑车巡杆，检查电缆绝缘。同事们知道他过去，都挺照顾，逢年过节拉他喝酒聊天。他不爱提战事，就说老山那几年，练就了吃苦耐劳的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