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杀害江姐的凶手，黄茂才被判处枪毙，行刑时，黄茂才大喊冤枉，他大声的呼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无辜的，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 1981 年四川荣县法院，56 岁的黄茂才接过无罪判决书时，手止不住地抖。 他指腹反复摩挲 “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八个字，眼泪砸在纸面上，晕开了墨迹。 这份迟到 30 年的清白，背后藏着他当年被冤枉的三个关键缘由。 1947 年黄茂才去渣滓洞当看守，本是穷途末路的谋生选择，却成了 1951 年的 “罪证”。 那会儿 “镇反” 运动中，凡是在国民党监狱任职过的人，都被列为重点排查对象。 他说自己是 “秘密联络员”，却拿不出证据 —— 江姐已牺牲，联络证据早被销毁。 审讯时，办案人员看着他的 “看守履历”，直接认定：“没当过特务，怎么会在渣滓洞做事？” 这个身份标签，成了压在他身上的第一座大山，让他百口莫辩。 1948 年黄茂才帮江姐传信时，全程只有江姐和杂货店店主知晓，没有第三人见证。 1949 年重庆解放后，店主病逝，江姐牺牲，唯一能证明他清白的人都不在了。 他回荣县当老师时，从没跟人提过这段经历，怕身份暴露连累家人。 1951 年被抓后，他说 “江姐让我传过信”，可没有证人，这话在别人听来就是 “狡辩”。 信息的断层，让他的辩解成了空口无凭，也让办案人员更坚信他是 “特务”。 还有一个缘由，是当时复杂环境下的 “有罪推定” 思维。 1951 年各地办案任务重，对于有 “国民党任职经历” 的人，常先默认 “有问题”。 黄茂才的档案里，只有 “1947-1949 年渣滓洞看守” 的记录，没有任何 “立功” 材料。 办案人员没去重庆核查，也没找荣县老乡了解他的为人，直接按 “特务” 定罪。 他喊 “我帮江姐送过信”，却被当成 “负隅顽抗”，甚至有人说：“你要是好人，怎么会活到现在？” 这种思维定式，让他连辩解的机会都少得可怜，直接被推向了死刑的边缘。 1951 年冬天，当黄茂才在荣县小学被抓走时，他就知道，这三个缘由会让自己难证清白。 押赴刑场那天，寒风卷着雪花，他拼了命喊 “我是无辜的”，可没人理会。 幸好最后一刻，上级传来 “暂缓行刑” 的命令 —— 有人觉得 “案情还有疑点”，没直接枪决。 可他还是被判了无期徒刑，关进了监狱。 狱里有人知道他的 “罪名”，都躲着他，说他是 “杀害江姐的帮凶”。 他没争辩，只是默默劳动，心里想着：“总有一天，真相会出来的。” 1960 年代中期，他因表现良好减刑出狱，可 “特务” 的帽子还没摘。 回荣县老家后，村里人见了他就躲，孩子还朝他扔石头，喊 “特务爷爷”。 他只能住在村头的破房子里，靠种几亩薄田糊口，过年时连亲戚都不来看他。 有次他去镇上买东西，店主见了他，直接把门关了，说 “别把晦气带进来”。 哪怕过得这么难，他也没怨过江姐，反而常对着重庆的方向念叨：“江同志，我没给你丢脸。” 转机出现在 1980 年，重庆烈士陵园整理江姐遗物时，发现了一份泛黄的联络名单。 名单上 “牢中线人黄某，荣县人，私塾出身” 的备注，让工作人员眼前一亮。 他们立刻去荣县调查，找到了黄茂才。 当幸存的狱友曾紫霞看到黄茂才的照片时，一下子哭了：“就是他！当年是他帮我们传信！” 曾紫霞还拿出了自己的狱中日记，里面写着 “黄某送来药品，解了燃眉之急”。 这些证据，终于推翻了当年的三个 “冤枉缘由”，证明了黄茂才的清白。 1981 年拿到无罪判决书后，黄茂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重庆看江姐雕像。 1982 年春天，他拄着拐杖，慢慢挪到江姐雕像前，抚摸着 “江竹筠” 三个字，哽咽着说：“江同志，我没辜负你。” 之后的日子里，他常去烈士陵园当义务讲解员，给游客讲江姐和狱友们的故事。 有人问他：“被冤枉了这么多年，你恨吗？”他摇摇头：“不恨，只是可惜，让江同志等了这么久才知道，我没做对不起她的事。” 2005 年，黄茂才在荣县老家去世，临终前他叮嘱家人：“把我的骨灰撒在重庆烈士陵园附近。” “我要陪着江同志，还有那些没走出渣滓洞的英雄们。” 如今，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里，还陈列着当年黄茂才用来传信的香烟盒复制品。 游客们看着展品，听着讲解员讲述他被冤枉又沉冤得雪的故事，总会停下脚步。 大家终于知道，原来在黑暗的岁月里，不仅有江姐这样的英雄，还有黄茂才这样的普通人，哪怕被误解半生，也始终坚守正义，从未放弃。 信息来源：《在狱中，她写下托孤遗书》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