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共产党员艾瑟尔，在1953年被判死刑，当她被绑在电击椅上时，仍然高呼自己无罪！可是没人在意她的冤屈，电刑即将开启。 艾瑟尔和她的丈夫朱利叶斯本来只是纽约城里一对普通犹太夫妇。丈夫朱利叶斯是工程师，妻子艾瑟尔原本爱唱歌，后来成了家庭主妇。 两人热心“进步事业”，也就是那个年代的左翼活动，参加工会、关心工人权益，还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聊世界大事。 但天有不测风云。1949年，苏联原子弹成功爆炸，让美国上下都吓了一跳。要知道，二战刚结束没几年，咱中国还在和美国打着朝鲜战争，美国对“红色势力”早就戒心重重。 苏联原子弹一响，美国高层差点没跳起来：是谁把秘密卖给了苏联？！于是美国社会一下子掀起了“抓间谍”大行动，各种怀疑、举报、清算，搞得人心惶惶。 艾瑟尔和朱利叶斯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被指控“窃取原子弹机密、替苏联当间谍”的。说到“卢森堡夫妇案”，最让人疑惑的就是所谓的“证据”。 其实直到今天，很多历史学家都在争论：他们到底是不是间谍？案子里最关键的证据，实际上是艾瑟尔的弟弟： 他为了自保，在法庭上咬死姐姐姐夫，说他们“组织窃密、传递绝密文件”。但问题是，这些证词大多“口说无凭”，真正能落到实处的物证少得可怜。 不仅如此，后来不少人回忆，审判的过程充满了情绪化和政治化。陪审团成员被恐吓，媒体天天造势，连法官都在判决书里说“要起到震慑作用”。 那时候的美国社会，谁敢说一句“同情卢森堡夫妇”，分分钟被扣上“通共”的大帽子，饭碗都要保不住。 有记者回忆，法庭外面每天都有人高喊“处死间谍！”“美国不能再有背叛者！”可冷静一想，这样的审判还有多少公正可言呢？ 1953年6月19日，艾瑟尔和朱利叶斯被押上了电椅。那天纽约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监狱门外聚满了围观的人群。有人等着看“正义的胜利”，也有人只是凑热闹。 艾瑟尔被绑在电椅上，脸上没有太多恐惧，反而显得异常坚定。她最后的喊声，至今让人心头一紧：“我是无辜的！我没有出卖自己的国家！”可惜，这样的呐喊注定被历史的尘埃掩埋。 当时，全世界都在关注这场“电刑执行”。欧洲不少国家的民众走上街头，呼吁美国“停止冤杀”。 甚至连美国本土，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和名人签名请愿，希望能赦免这对夫妇的死刑。但在冷战那种“非黑即白”的氛围下，艾瑟尔的命运已经注定。 其实艾瑟尔的悲剧，并不只是她一个人的命运。那时候的美国社会，已经被“反共情绪”搞得神经紧绷。 只要你有一点“进步思想”、说过几句“左派言论”，就可能被同事举报、邻居怀疑，甚至亲戚都不敢和你走得太近。 艾瑟尔和朱利叶斯的案子，其实是美国“红色恐慌”的一个缩影。普通老百姓根本搞不清谁是间谍谁是冤枉，大家只知道，谁要是“跟风不对”，日子就没法安稳过。 电刑一响，卢森堡夫妇的生命戛然而止。但这场审判的余波，却远没有结束。欧洲各国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批评美国“草菅人命”，连英国、法国的政要都发声质疑。 很多西方国家的左翼团体，把艾瑟尔当成了“美国法治的牺牲品”。美国国内也不是铁板一块。案发后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律师、作家站出来，为艾瑟尔夫妇“平反”。 其实，美国社会后来慢慢意识到：当年那场“红色恐慌”有点闹过头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场全民“集体神经紧张”。连带着，许多无辜的家庭和个人都成了“炮灰”。 时间过了七十多年，很多年轻人可能都没听说过艾瑟尔的名字。但只要提起“间谍案”和“麦卡锡主义”，美国社会还会隐隐刺痛。 艾瑟尔那句“我是无辜的”，其实成了历史最沉重的叩问：在政治风暴面前，普通人的命运真的就只能随波逐流吗？ 那时候的美国，把“反共”当成头等大事，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愿放过一个。艾瑟尔和朱利叶斯只是“生逢乱世”，正好撞上了美国社会最敏感、最神经质的节点。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看到卢森堡夫妇的遭遇，会发出感慨：自由不是喊口号，公正也不是写在宪法里就有用。 最关键的，还是社会能不能保持一份理性，不被恐惧和仇恨蒙蔽双眼。1953年那场电刑，早就过去了。但艾瑟尔的冤屈，依然在美国社会留下了长长的阴影。 时至今日，每当美国社会再次出现“恐慌”“敌对”的气氛，大家都会想起那句“我是无辜的”。 有人说，历史就是一面镜子。艾瑟尔的故事，提醒我们：不管社会怎么变，正义和理性都不该被情绪和政治所淹没。每一个被冤枉的人，都是一座警钟。 而卢森堡夫妇的案子，也许就是那个年代最惊心动魄的一道伤疤，至今还在提醒着后人：别让疯狂的年代，把无辜的生命一次次拉上电椅。 参考资料： 《冷战下的卢森堡夫妇间谍案》——法治周末 @冬日生活打卡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