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地下党郑文道求死不成，被日军安置在医院，一名护士每次给他换药，都会多给他一张干净的纱布，郑意识到，他最后的情报有救了。 那年上海的夏天，空气里似乎都带着一股洗不掉的铁锈味。而在虹口那家被层层看守的医院里，一小块最不起眼的白色纱布，竟然比日军宪兵手里的刺刀还要锋利。 对于躺在病床上的郑文道来说，活着，成了一种比死刑还要残酷的折磨。 这不仅仅是因为疼痛。就在几天前的8月1日，在被押送的途中，他早已给自己安排好了结局——趁着看守不备，从疾驰的卡车窗口鱼跃而出。按照他的预演，脑袋着地，一了百了。 可老天爷似乎偏偏要在这个28岁的年轻人身上压上更重的担子：车速不够，他没死成，只是把那关于“满铁”内部和沪西纱厂清剿行动的绝密情报，连同这副残破的躯体一起，又带回了特务的眼皮子底下。 现在，日军把你从死人堆里扒拉回来，绝不是为了行善。昂贵的消炎药像不要钱一样摆在床头，这是专门用来吊命的“黄金水”。 那个日军小队长脸上挂着令人作呕的笑意，他在等，等你身子稍微好一点，好让皮鞭和烙铁不仅能听见响声，还能榨出那个关于几十条人命的联络点位置。 这就是一个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就要被迫玩下去的死局。 但哪怕是在密不透风的铁笼子里，人心也能撕开一道口子。谁能想到，日军引以为傲的森严壁垒，会败在一个换药的间隙？ 那个总是低着头、穿着发白制服的护士，成了这潭死水里唯一的波澜。起初只是一瞬间的眼神交汇，那里头没有寻常百姓对宪兵的畏缩，反倒透着一股决绝。 再后来，换药时她的指尖会有意无意地在他手背上轻点——这是地下党人独特的默契，一种不需要语言确认的“自家人”信号。 最惊心动魄的戏码，就藏在那一块凭空多出来的干净纱布里。 在特务每隔几分钟就要巡视的眼皮底下传递情报，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纸笔是绝对的禁忌，但人被逼到绝境时，身体就是武器。 趁着没人注意，郑文道硬生生地挤压还没愈合的伤口，用指甲蘸着涌出来的鲜血，在那块折叠好的纱布夹层里，一笔一画写下了那串滚烫的数字和警报。 那时候的心跳声，恐怕比窗外的蝉鸣还要响。 8月5日，机会像流星一样划过。日军换岗的空档只有极短的30秒，这也许是生与死之间唯一的一道缝隙。 铃声响起，那位叫小李（或许也有人记得她叫沈若芸）的护士收拾托盘准备离开。就在这一刹那，带血的纱布顺滑地落入她的手心。 然而变故总爱在最后一刻捉弄人。原本已经转身的日军似乎嗅到了异样，突然折返要去搜护士的身。 千钧一发之际，病床上那个原本连翻身都困难的“重伤号”，不知哪来的力气，猛地用身躯撞向了铁质的床栏。“咣”的一声巨响，整张病床剧烈震动。 这动静瞬间把鬼子的注意力全吸了过来，他们像疯狗一样扑上去按住郑文道，生怕这个重要的人证再次自残。 也就是这混乱的几秒钟掩护，那块叠好的纱布，带着几十位同志的生机，悄无声息地穿过了走廊，消失在日军的视线之外。 等到几天后，气势汹汹的宪兵队扑向沪西纱厂那些早已标注好的据点时，迎接他们的只有空荡荡的厂房和满地的灰尘。所有的关键人物、文件，早在那个下午随着那块带血的纱布转移得干干净净。 日本人的怒火简直能把房子点着，但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这个被全天候监控的“死老虎”，到底是怎么把信送出去的。 情报送出去了，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落地了，剩下的路，郑文道走得异常坦然。 8月12日的清晨，他听着窗外的风声，那是他此生听过最自由的乐章。日军虽然始终没抓到那个护士的把柄，但把所有的酷刑都加倍发泄在了他身上。可对于一个已经完成使命的战士来说，皮肉之苦不过是最后一段插曲。 看守转身倒水的瞬间，是他给自己争取到的最后一次机会。第一次跳车没能拥抱的死亡，这一次在医院的高楼上，他绝不会再失手。 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爬上窗台，像一只终于挣脱了脚镣的飞鸟，纵身一跃。没有传说中侥幸逃脱的大团圆结局，他把那个年轻而不屈的灵魂，永远定格在了1942年的长空之中。 至于那个冒死传递纱布的身影，究竟是小李还是沈若芸，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那片至暗时刻，曾有两颗心为了同一个信仰，隔着敌人的枪口，紧紧贴在了一起。 参考信息：郑文道：舍生存大义 遗烈动扶桑-----湖南日报数字报刊 2021年08月14 湖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