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杨成武请地主吃饭，随后要地主们捐款抗日，“铁公鸡”地主王莆伸出五根手指,竟喊：“我捐5万大洋！” 1937年深秋的涞源县，杨成武盯着地图看了半天，最后还是把铅笔一扔，冲门外喊了声："把请帖送出去吧。" 彼时，杨成武率领的八路军独立第一师刚完成平型关大捷后的战略休整，正驻守涞源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因日军持续扫荡晋察冀边区，部队弹药消耗巨大，粮草供应也日趋紧张，仅凭战场缴获和群众自发捐献，已难以支撑长期抗日作战。杨成武深知，要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必须凝聚各方力量，而当地地主阶层虽拥有一定财力，却因对八路军政策心存顾虑，大多持观望态度。 这场饭局并非单纯的宴请，而是一次针对性的统战工作。杨成武特意挑选了涞源县有影响力的十多位地主，其中就包括号称“铁公鸡”的王莆。王莆经营着多处田产和商号，家底殷实却向来吝啬，邻里乡亲自古少见他慷慨解囊，即便遇到灾年也仅拿出少量粮食应付。八路军进驻初期，他曾私下转移财产，担心部队会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对根据地的抗日号召始终消极应对。 酒过三巡，杨成武放下酒杯，话锋转向抗日形势：“日军侵占我华北领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涞源百姓已深受其害。八路军坚守敌后，虽有全国人民支持，但武器弹药、粮草物资缺口极大，若不能及时补充，不仅无法粉碎日军扫荡，乡亲们也难有安稳日子。”他没有强迫摊派，只是客观陈述困境，同时明确表示“捐款自愿，账目公开，所有款项全部用于抗日，绝不私用”。 席间地主们面面相觑，有人低头不语，有人借口家产微薄推脱，场面一度陷入沉默。就在此时，一直沉默的王莆突然站起身，伸出五根手指，声音洪亮地喊道：“我捐5万大洋！”这一声回应让满座皆惊，连杨成武也略感意外。要知道，1937年的5万大洋绝非小数目，可购买近千支步枪或十万发子弹，足以装备一个营的兵力，对于物资匮乏的八路军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 众人疑惑之际，王莆道出了缘由：“我虽经商致富，但也是中国人。日军上个月扫荡我老家时，烧毁了我的三个商号，杀害了两名伙计，这笔血债不能不报。”他接着说，八路军进驻涞源后，严格执行“保护工商业者财产”政策，不仅没有侵扰地主商户，还多次在日军扫荡中掩护群众转移，这些举动让他彻底打消了顾虑。“国难当头，没有国家哪有家？八路军真心抗日，我王莆虽吝啬，但绝不会在民族大义上含糊。” 王莆的捐款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作用，其他地主见状纷纷改变态度，当场捐款共计8万多大洋，还捐献了一批粮食、布匹等物资。这些款项和物资迅速补充到抗日一线，独立第一师用这笔钱购置了急需的武器弹药，加固了防御工事，还建立了小型兵工厂，为后续粉碎日军多次扫荡提供了重要保障。 此次统战工作的成功，不仅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更彰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凝聚力。杨成武通过尊重地主阶层的合法利益、坦诚沟通的方式，打破了固有隔阂，让原本观望的群体主动投身抗日洪流。这一实践也证明，抗日战争并非某一党派或阶层的单独战斗，而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使命，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形成战胜强敌的合力。 王莆此后并未止步于一次捐款，他还利用自己的商号网络，为八路军秘密采购紧缺物资，传递情报，成为根据地与外界联系的重要纽带。后来日军得知其资助八路军的消息，悬赏捉拿他，他索性变卖剩余家产，带着伙计加入了地方抗日游击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抗日救国”的誓言。 从这段历史中不难看出，民族危亡之际，个人利益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杨成武的统战智慧，王莆的幡然醒悟，都印证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刻内涵。在抗日战争中，正是无数像王莆这样摒弃个人私利、投身民族大义的普通人，与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并肩作战，才构筑起坚不可摧的民族防线。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