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卖掉深圳的房子回老家，手里有150万，邻居问我干啥，我说破产了，不出 5

我卖掉深圳的房子回老家，手里有 150 万，邻居问我干啥，我说破产了，不出 5 天，之前借钱不还的 5 家亲戚都把钱送了回来。 现在每天清晨，我都会蹲在院子里拔草，露水沾湿裤脚时，总能想起二姨那天的样子。她把布袋子往八仙桌上一放，拉链拉开的瞬间，现金边缘被摩挲得发毛，我伸手去接，她的手像被烫着似的猛地缩了回去，指甲缝里还嵌着没洗干净的泥土。 三舅来的时候骑着电动车，车筐里的铁皮盒子叮当作响。他蹲在门槛上，用袖口擦了三次眼镜，才把两万块推到我面前。“小卖部去年就回本了，”他嗓子哑得像塞了团旧棉花，“孙子的奥特曼玩具，还是用你那钱买的。”我想起他之前寄的腊肉，油汪汪的真空包装里，从来没夹过一张欠条。 深圳出租屋的空调外机总在半夜嗡嗡响，那年发烧到39度，我扶着墙去医院，手机里大姑的微信还停留在“老伴刚做完检查，手头实在紧”。急诊室的灯光惨白时，我没料到，两年后会在老家的灶房里，接过她递来的一万五，“现在他能下地了，这钱早该还了。” 有天在村口王婶的杂货铺买盐，听见她跟人闲聊：“老李家小子都破产了，他二姨要是不还钱，村里唾沫星子都能把她家新盖的楼房淹了。”我捏着盐袋的手顿了顿——原来在深圳催债时的“手头紧”，到了老家的熟人堆里，就成了“不还就没脸见人”的压力。 小叔送钱来那天，带着他女儿——那个我曾帮着交学费的姑娘，如今在县城当老师。“你妹妹第一个月工资，非让我送来，”小叔把两万五放在桌上，目光却瞟着墙上我爸的遗像，“当年要不是你，她差点就辍学了。”我想起深圳时给他打电话，他说“女儿兼职赚生活费呢，不用操心”，挂了电话我妈才告诉我，他正带着女儿在工地搬砖。 表姐介绍的工作在镇上的服装厂，每天下午五点准时下班，车间的窗户对着成片的油菜花。李兵——我小学同桌，现在是车间主任，每天给我带两个茶叶蛋，“当年你借我买游戏机的钱，我可没忘。”他不知道，我抽屉里的银行存单，比他一年工资还多。 昨晚整理深圳的旧物，翻出一张2020年的转账记录，是给表姐装修的一万块。当时她在电话里哭：“房东催着搬，不装修就没地方住。”现在她隔三差五打电话问“缺不缺洗衣液”，却绝口不提当年我在深圳搬家时，她只回了句“加班走不开”。 月光透过窗帘缝洒在桌上，银行存单上的数字——160万5千，在光晕里泛着冷光。深圳的出租屋永远只有一扇小窗，老家的院子却能看见整片星空，可我宁愿回到那个发烧时独自去医院的夜晚，至少那时的“忙”和“紧”，都不用裹着“关心”的糖衣。 今早扫院子时，发现墙角的青苔又厚了些。远处传来二姨的声音，她正跟张婶说：“我侄子现在可不容易，有困难我肯定得帮。”我握着扫帚的手停了停，原来“破产”不是失去，是让我看清，有些温暖需要用“落魄”来换，而有些钱，需要用“名声”来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