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智慧，一位农民查出癌症，起身准备走，医生问：这个病还是有希望治的，为什么走，农民答：治则家破人亡，不治则人亡家不破。 医生嘴里的“希望”，在那位坐在诊室里的庄稼汉听来，就是个怎么也填不满的窟窿。 就在几个小时前，检查结果摆在了桌面上。对面穿着白大褂的人还在说着治疗方案，分析着生存率，可老汉的脑子里已经开始拨算盘了。这笔账他算得比谁都清楚，也比谁都狠：治，那是无底洞，家里的老底得掏空，还得背一屁股债，最后人走了，家也就散了；不治，人是走得快点，可房子还在，地还在，家人的日子还能照常过。 几乎没有犹豫，他掐灭了求生的念头。那个皮肤黝黑、手掌粗糙的男人起身离开时，连一句多余的问询都没有。在那个瞬间，生存本能输给了他对这个家的责任感。走出医院大门，阳光晃得人眼晕，他顺手捡起了墙角一个别人丢弃的空塑料瓶。在这个刚刚被判了“死刑”的人眼里，这几分钱的废品，远比医生口中那个虚无缥缈的“康复希望”来得实在。 回村的路上，车子颠簸，他望着车窗外发呆。家里的情况像张网勒得他透不过气：老伴常年关节炎离不开药罐子；闺女还在念大学，正是花钱的时候；儿子在城里打拼，买了房背着每个月雷打不动的房贷，刚订下的亲事，彩礼那头还差着三万块的缺口。这事儿哪一桩哪一件，不得砸钱进去？ 进了家门，所有的沉重都得藏在脸上那层那皱纹底下。面对在灶房里忙活的老伴，他轻描淡写地把那张要把天都捅破的诊断书扔在一边，谎话张嘴就来：“没啥大毛病，大夫说是严重点的炎症，养养就行，药费贵，没拿。” 老伴不识字，只看得见纸上那个红红的印章，心疼得不行，晚上吃饭时，硬是把自己攒了好几天没舍得动的鸡蛋塞进他碗里。那一刻，这汉子的喉咙像是被塞了团棉花，那个谎撒得他心都在抖。他大口扒饭，不敢抬头，因为他已经替全家做了一个决定：这条路，他打算一个人走到黑。 纸终究包不住火，儿子听到父亲生病不拿药的消息，火急火燎从工地赶回来。年轻人急得眼眶通红，嚷嚷着要把打工存的首付拿出来，不够再去借，非要把人拉去市里大医院。老汉坐在炕沿上，旱烟袋敲得当当响，这一次他没撒谎，而是发了狠话：“借了钱谁还？无底洞谁填？我都活到六十多岁了，把你拉扯大，这就够本了。你得结婚，这日子得往下过，别想把你老子的命换成你们的债。” 这是两代人生存逻辑的碰撞，最后是父亲的固执占了上风。从那以后，村里的田埂上依旧每天能看到那个佝偻的身影。旁人都在安心休养，他却仿佛在与时间赛跑，分秒必争。天刚蒙蒙亮，鸡叫头遍他就扛着锄头下地，裤脚常常被晨露打得透湿。 那时候正是玉米抽穗、棉花吐絮的季节。身体里的病痛像磨盘一样在肚子里碾，他就咬着牙一声不吭，把所有的力气都撒在地里。累极了，就坐在田埂上，看着那一片片庄稼发呆。其实他身子骨早就跟田里那株发黄干枯的老玉米一样，内里被掏空了，全凭一股劲儿在那撑着。 因为知道时间不多，他开始变得“啰嗦”。不再只是埋头苦干，而是拉着儿子细细碎碎地交代：哪块地喜阴适合种麦子，哪块地还得追肥，家里的存折压在箱底哪层衣服下，密码是几位数……他就像在进行一场漫长而周密的交接，把维持这个家运转的所有“机密”，连同地里的收成，一样一样稳稳当当交到儿子手里。 日子就在一天天的瞒天过海和近乎自虐的苦熬苦干里，总算熬到了头。那一天来得很突然，却又似乎在他意料之中。他在地里干着活，人往那一倒，就再也没起来。 被乡亲们发现的时候，那幅画面像烙铁一样烫得人心里发疼。他那只如同松树皮般粗糙的大手里，死死攥着刚摘下来的一把棉花。而就在那件洗得泛白、磨得起球的旧外套口袋里，鼓鼓囊囊塞着的，是三个刚刚在路边捡回来的空塑料瓶。 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的依然是多收一朵棉花，多捡一个瓶子，给家里多留下一分钱的安稳。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也没有哭天抢地，他用最笨拙、最残酷，却也最深沉的方式，把自己的命折算成了儿子那三万块的彩礼钱，折算成了闺女的学费，折算成了这个家未来几年的风平浪静。 村里人都说老汉傻，命都没了还要钱干啥。可当儿子顺利办完婚事，当家里的债还清，当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或许才有人读懂了那位老农当初走出医院时的背影——那是当家人在绝境里，为保全这个家所能拿出的，最高贵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