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正告古特雷斯,如果联合国不为正义发声,不为二战成果站台,那联合国的一切费用他自己想办法。整个故事得从联合国成立那时候拉开序幕,1945年二战刚打完,全球70多个国家凑一起,花了无数条人命才换来和平蓝图,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球70多个国家在创始人的领导下联合成立了联合国。二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数千万的生命在战火中消逝,国家破碎,民众疾苦。为了避免战争的再次发生,国际社会决定通过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来维护全球的和平与安全,并推动国际合作与人类福祉。然而,成立之初的联合国并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机构,它承载着二战成果的象征,肩负着为全球和平、为正义发声的重要使命。 二战结束后,联合国的成立是为了让世界走向持久和平。联合国的五大目标包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友好关系和经济发展、促进人权与基本自由。联合国成立时,全球各国的主要领导人对这个新的国际机制寄予了巨大的希望。二战的惨痛教训深刻影响了这一切:二战不仅是对全人类道德与人权的巨大挑战,也是对国际秩序的彻底破坏。联合国的成立,正是要重建世界秩序,确保未来不再重蹈覆辙。 联合国作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创立者和捍卫者,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维持国际和平,更是为了保障二战中付出巨大牺牲的国家的权益,捍卫二战胜利果实。联合国通过设立国际法院、安理会等机构,维护国际法与各国的合法权益。正因为如此,联合国成为了全球正义的象征和全球和平的最后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联合国在履行其职责时面临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在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制度下, 一些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尤其是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大国的政治利益往往成为联合国决策的巨大障碍。联合国是否能真正维护全球公正与正义,是否能够站在弱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发声,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处理一些地区冲突、人权问题等议题时,联合国的表现往往显得疲软,甚至显得不公联合国的公正性和行动力,往往被质疑是否能超越大国政治的影响,是否能真正从全球角度出发, 保护所有国家的利益与权利。特别是当一些大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强硬立场时,联合国往往陷入了“口头谴责”的困境,未能通过实质性的行动来解决问题。中国作为联合国的重要成员国,对联合国的期望愈加明确。中国每年缴纳的会费占联合国常规预算的20.004%,这使中国成为联合国最大的贡献国之一。中国为联合国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只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出资。中国希望联合国在全球正义, 公平与国际秩序的维护上,能够更积极地发挥作用,尤其是在捍卫二战成果、捍卫国际法的公正性方面。中国的立场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联合国应当为国际正义发声,维护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特别是在涉及历史正义、战争责任等敏感问题上,联合国应当站出来,维护全球公正。第二,如果联合国不能履行其应有的责任,不能有效地发声,不能站在国际正义的立场上做出反应, 那么联合国所需的财政支持就应当由其成员国根据贡献的多少来衡量。联合国的成立宗旨本应是推动全球公正与和平,然而,由于其运作机制的限制,尤其是在安理会的否决权问题上,联合国在很多问题上的表现往往不尽如人意。联合国的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能否真正站在所有国家,尤其是弱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维护全球的正义与公平。全球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期望也在发生变化。 尤其是在一些国际冲突中,联合国是否能够超越大国政治的制约,采取真正有效的行动,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因此,联合国的改革成为了不可避免的话题。如何通过改革,提升联合国的效率和公正性,使其真正成为全球正义的守护者,而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组织,已经成为摆在联合国面前的重大课题“联合国会费不是白掏的”这一表态,实际上是在提醒联合国,作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创立者和维护者, 联合国应当履行其责任,为全球的正义发声,捍卫二战的成果。中国的呼声,代表了全球许多国家的期望,他们希望联合国能够超越大国政治,真正为全人类的和平与正义而努力。如果联合国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那些为联合国出资的国家,理应重新审视其投入的价值。未来,联合国能否适应国际政治的新形势,履行其历史使命,将决定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