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西安某医院给一位四十多岁男人做遗体解剖。医生发现他全身上下都是肿瘤，肝肺骨头里都有，胸腔里的肿瘤比心脏还大。现场好几个护士都哭了。 医生在报告上写下：全身多发恶性肿瘤，病程超过两年。但所有参与者都不明白，这个人是怎么忍下来的。 罗健夫，时任航天工业部771所工程师，在确诊前的半年里，还每天蹲在实验室，修改图形发生器的微米级线路图，一丝不苟。 早在1969年，罗健夫接过Ⅰ型图形发生器的研发任务时，所里没人觉得这个靠核物理出身的工程师能干成。设备零基础、无图纸、无样机，光靠翻译技术资料都花了他半年。 771所当年设备陈旧，他把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模拟放大电路拆解后手动计算，精度误差控制在0.02毫米以内。图纸画了几千张，用的都是手工尺和钢笔。 有人见他整夜趴在地上画图，问他图纸为啥不让技工画。他只说：“关键地方，要自己心里有数。” 图形发生器是当时航天系统核心集成电路的制图工具，填补技术空白之后，Ⅱ型又接续上马。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授奖，名单上原本列着罗健夫第一位，他却申请将名字排后，把奖金留给年轻人。 别人争着评职称分房子，他却穿着打补丁的旧军服，拒绝填写职称申报表。他说：“别浪费了，我的精力全在项目上。” 荣誉不能当饭吃，干出成果才是真理。 到1980年，罗健夫又开始承担Ⅲ型图形发生器的核心改进。他把装有电路图的纸箱拖进办公室，白天调试仪器，晚上修改逻辑模块。 有一次会议，他咳嗽得直不起腰，还强撑着讲完技术结构优化，提了五条建议。那年冬天，他的妻子陈显万送饭时发现他连饭都顾不上吃，桌上铺满了图纸和焊接残片。 1982年2月，他在调试过程中昏倒，被送医抢救。诊断结果是低分化恶性淋巴瘤，医生告诉家属，他的胸骨早已酥脆，按下去可能立即断裂。但罗健夫叮嘱医生，不许透露病情，不许告诉单位。 他说还有设计稿没改完，不能乱。 住院期间他拒绝打镇痛药，因为镇痛影响神经反应。他用牙刷压住胸口顶住疼痛，还安排同事把图纸送到病房继续讨论。 西安医学院一位实习医生回忆，罗健夫去世前两天，还反复修改Ⅲ型图形模块对接结构，说再熬几天就能提交完整设计。 他留下遗书：遗体捐献，用于癌症研究；个人荣誉不单列，只记录为集体成果。他死时，手还握着笔。他的图纸最后整理出完整方案，三年后Ⅲ型设备投入航天应用。 罗健夫生前没有评过高级职称，也未享受特殊津贴。他的名字没挂在实验室门口，却挂在771所建的“健夫园”纪念碑上。 一个国家走向强大，有时不是靠谁喊得响，而是靠谁沉得住。罗健夫这一生，只认一个理：国家需要，就去干。把命拼完，也不含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