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第63军军长傅崇碧少将在例行体检中，被检查出肾癌。 听从医嘱，

1960年，第63军军长傅崇碧少将在例行体检中，被检查出肾癌。 听从医嘱，他外出散心，途经通江老家附近。 上千名乡亲们自发组织起来，翘首以盼将军荣归，谁料傅军长却含泪讲：“还是不回去了吧。” 大巴山深处的通江，那年头的土坯房还留着炊烟的黑印子。 傅崇碧的少年时光，是在打铁铺的叮当声里磨出来的——父亲挥锤时，火星子溅在他手背，烫出的疤像极了后来军装上的纽扣。 八岁那年，三场白事掏空了家底，中农的地契换成了草席，继母过门时，灶台上的铁锅里还温着没喝完的苞谷糊糊。 村西头地主家的黄狗总爱追着穷人的孩子咬。 那次牛犊啃了半垄秧苗，地主儿子的皮鞭抽在父亲背上，血珠子渗进粗布褂子，傅崇碧攥着镰刀把的手直抖——这年他才十二，却看清了世道的骨头长歪了。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的红旗插到通江山头时，他揣着老师塞的《穷人宣言》，跟着队伍走了，十六岁的肩膀上，第一次扛起比柴捆还沉的步枪。 回乡做扩红工作那年，他站在晒谷场的石碾子上讲话，唾沫星子混着雾气飞。 “跟我走，就能让咱娃不再挨鞭子！” 话音落，晒谷场的人群像被风吹动的麦浪，涌过来的青年们把绑腿都勒断了。 三个月里，通江三个区的青壮几乎走空，有的老娘往儿子兜里塞煮鸡蛋，手比鸡蛋还抖；有的媳妇把陪嫁的银簪子换了盘缠，说“等你回来给娃起名字”。 铁原阻击战的雪夜里，他趴在战壕里数星星——每颗亮星都像通江青年的眼睛。 美军的燃烧弹把阵地烧成火海，通信员小张扑在他身上挡弹片时，嘴里还喊着“傅政委，俺是通江李家坳的……” 战后清理战场，他在尸堆里找到半块烧焦的红绸，是小张娘给缝的护身符。 这年他授少将衔，站在授衔台上，勋章的光刺得他眼睛疼——这荣光，原是拿三万多个通江娃的命换来的。 1960年的春风里，乡亲们捧着新摘的橘子等在路边，有人举着褪色的合影喊“崇碧娃”。 他认出三娃子的爹，那老头的背比当年送儿子参军时更驼了，手里的烟杆上，铜烟锅磨得锃亮。 “俺家三娃……”老头话没说完，傅崇碧的眼泪先砸在车玻璃上。 不是不想认，是不敢——那些没回来的青年，他们的爹娘问起“俺娃啥时候归”，他该咋答？ 并非所有参军青年的家庭都沉浸在悲痛中——有些老人会摸着墙上泛黄的立功喜报，念叨着“娃是为大家伙儿走的”；有些媳妇守着烈士证改嫁，教新丈夫的娃认“解放军”三个字。 通江的山丹丹花年年开得艳，就像那些没来得及变老的青年，永远鲜活在故土的记忆里。 傅崇碧后来常对警卫员说：“胜利不是勋章堆出来的，是老百姓拿骨头撑起来的。” 车过通江界时，他让司机停了三分钟。 山风裹着泥土的腥味钻进车窗，远处祠堂的铃铛响了，和当年送新兵出征时一样清越。 他对着山的方向敬了个礼，礼毕时，袖口的褶皱里，掉出半片干枯的橘子皮——是刚才乡亲们硬塞进来的。 车轮卷起的尘土渐渐遮住了通江的山影，后视镜里，乡亲们的身影缩成一个个黑点。 他终究还是把那声“回家”咽进了肚里。 有些愧疚，是革命者扛在肩上的山，压弯了腰，也撑直了脊梁。 如今通江的纪念馆里，那面签满名字的扩红旗还挂在墙上，每个名字都在问：我们是否还记得，胜利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