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22日，16岁的杨玉华在抗美援朝战场被俘虏，她也是中国志愿军唯一被俘的女兵。经过两年屈辱的囚禁，她才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当时的朝鲜半岛硝烟未散，战线在三八线附近反复拉锯；这个扎着麻花辫的四川姑娘，原本是180师后勤医疗队里年纪最小的护士，此刻却成了敌军花名册上一个模糊的编号；军帽边缘磨出的毛边，沾着没来得及清理的泥土和血渍。 被俘头三个月，她学着男兵的样子弓背扛木头，用砂纸磨粗嗓子回应呵斥，把少女的身形藏在宽大的破军装里——没人发现这个“沉默的少年”其实总在夜里偷偷抚平军帽上的五角星折痕。 转折点出现在美军一次突击体检。冰冷的听诊器触到胸口时，她下意识瑟缩了一下；当军帽被扯掉，乌黑的辫子瀑布般滑落，周围士兵的口哨声像针一样扎进耳朵，她攥紧的拳头指甲掐进掌心，却没掉一滴泪。 被转往女俘营的那个黄昏，她看见政治主任吴成德的遗体被抬出来，白布单下露出的手指仍保持着握拳的姿势；听说他房间里日夜响着噪音喇叭，直到最后一刻也没吐出半个字，杨玉华忽然觉得喉咙里堵着团滚烫的东西。 在阴冷的营房里，米汤能照见自己蜡黄的脸，生病时只能裹紧单薄的毯子硬扛；更难熬的是那些“投敌者”的嘲笑，她们说“小姑娘家还守什么犟脾气”，她却在心里回：我守的不是脾气，是我爹送我参军时塞的那块“保家卫国”的木牌。 她开始偷偷攒东西。从旧衣上撕下巴掌大的红布片，把帽带拆成细细的线，藏在床板裂缝里；每到深夜，借着窗外透进的月光，她就用磨尖的树枝当针，一针一线绣五角星——针脚歪歪扭扭，扎破手指就用唾沫舔掉血珠，再接着绣。 有人劝她别白费力气，说这破布片带不出去；她只是摇头，把绣了一半的布片贴在胸口，那里的温度似乎能让丝线更牢实些。 1953年夏天，停战的消息像风一样刮进营地时，她正绣到最后一个角；当看守念出“杨玉华”三个字，她几乎以为是幻听，直到看见志愿军代表袖章上的红星，那团在喉咙里堵了两年的东西才化作眼泪涌出来。 回国的列车上，来自各地的战俘大多沉默着，只有窗外掠过的高粱地在微微晃动；杨玉华打开布包，把那面边缘毛躁、颜色却依旧鲜红的小旗举起来，有人轻轻碰了碰旗角，低声问：“这两年，你靠它撑过来的？” 她没回答，只是把旗举得更高了些。 后来有人问她，当时怕不怕被发现处死；她想了想说，怕，但更怕忘了自己是谁——就像战场上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的名字或许没人记得，但他们守的东西总得有人记着。 如今那面小旗躺在纪念馆的玻璃柜里，针脚间的血渍已经发黑，却仍能让人想起那个16岁的姑娘，在异国他乡的黑夜里，用最朴素的方式，为自己也为信仰点了一盏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