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日军侵华，会发现日军和德军最大的不同是，德军是做坏事的职业军人，他们杀人只是执行命令，而日军不一样，他们的暴行中带着一种近乎野蛮的狂欢感。 先看德军，他们的屠杀从头到尾透着一种“职业性”，本质是在执行一套系统化的犯罪指令。 就像巴比亚尔峡谷的屠杀，不是士兵临时起意，而是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一环，由专门的艾因扎茨组负责执行。 从张贴“重新安置”告示骗犹太人聚集，到押往峡谷、脱光衣服排队，再到按顺序射杀，每一步都有明确流程，连子弹要穿过尸体减少浪费都考虑到了。 事后清理遗物、掩盖痕迹也安排得井井有条，士兵们更像在完成生产任务，哪怕心里有波动，也会用“命令就是命令”来自我麻痹，就像那个指挥屠杀的军官布洛贝尔，战后受审时只认命令不认罪行。 这种模式在集中营里更明显，从筛选囚犯、分配劳动到最终处决，形成了完整的流水线，连杀人用的毒气室都设计得像“浴室”，就是为了让施暴者和受害者都减少“过程感”，纯粹变成机械操作。 日军则完全是另一套路数，他们的暴行里满是不加掩饰的野蛮狂欢，核心是自上而下的纵容和对人性的彻底抛弃。 南京大屠杀时，这种狂欢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负责警备的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本身就是个暴虐之徒，在日记里直言“占了国家、夺了人命，拿点家具算什么”，对士兵的掠夺暴行毫不在意。 上级军官的态度更是放纵，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明知士兵有强奸掠夺行为，却在日记里写“多少在所难免”，根本不认真管束。 美国大使当时就看透了，说日军司令是“冷淡而不过问”，等于默许士兵作恶。 这种纵容让士兵彻底失控，他们结伙搜捕百姓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是把杀人当成“玩乐”，用刺刀折磨人比谁更久，把人赶去河边扫射取乐，完全凭个人兴致行事。 这种狂欢感不止在南京有，整个侵华战争中都很普遍，“三光政策”里烧杀抢掠的随意性，据点里士兵对平民的无端施暴，本质都是把暴力当成了发泄和炫耀的手段。 之所以有这么大差别，根子在两国的意识形态和军事教育上。 德国纳粹的核心是种族主义，他们把犹太人等视为“劣等民族”，要通过“科学高效”的方式清除，所以屠杀必须讲秩序、讲效率，要符合他们自欺欺人的“合理性”。 德军士兵长期接受绝对服从的训练，把上级命令当作行为的唯一准则，哪怕知道是作恶，也会用“职业军人”的身份自我包装。 而日本军国主义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们一边用“天皇圣战”给士兵洗脑，说侵略中国是“解放亚洲”，一边又刻意贬低中国人，把占领地百姓当成可以随意处置的“战利品”。 武士道精神在军国主义手里变了味，原本的“尚武”变成了“嗜杀”，加上日军内部等级森严，士兵在上级那里受的气，全发泄到了手无寸铁的平民身上。 更关键的是，日本军方有意放纵这种暴行，他们觉得通过施暴能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还能凝聚士兵的“向心力”，这种扭曲的逻辑让暴行从个别现象变成了普遍风气。 再往深了说，德军的作恶是“体系性犯罪”，整个纳粹机器在推动，士兵只是其中的零件，哪怕有良心不安，也很难反抗整个体系。 而日军的作恶更多是“群体性失控”，上级的纵容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长期的战争暴力摧毁了士兵的人性底线，让他们在施暴中获得病态的满足感。 就像巴比亚尔的德军士兵事后会找遗物，但不会拿杀人当游戏； 而南京的日军士兵会把折磨人当成竞赛，军官还在一旁围观。 这两种模式虽然表现不同，但本质都是反人类的暴行，德军的“秩序”掩盖不了屠杀的本质，日军的“狂欢”更暴露了其野蛮的底色，都是历史永远不会原谅的罪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