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下江南时，问一老人家鸡蛋价格，听完后十分生气立刻做一件事 内务府报的账，历

乾隆下江南时，问一老人家鸡蛋价格，听完后十分生气立刻做一件事 内务府报的账，历来是十两银子一个鸡蛋。按乾隆十二年的物价，十两银子能买2000斤大米，够一户五口之家吃三年半。 老汉手里的鸡蛋，不过是江南水乡最普通的农户散养，清晨从鸡窝里捡出来带着热气的新鲜货，五文钱在市集上属于公道价。 可到了宫里，就成了"贡品"——从母鸡品种到饲料配比，从验蛋流程到运输保鲜，层层加码的"特供"说辞，把个鸡蛋包装成了金蛋蛋。御茶膳房一年要供97万个鸡蛋，按十两一个算，就是近千万两白银，足够疏浚黄河一段河道。 但实际上，御膳房采购的真实成本，连零头都不到。 这种荒诞的差价，藏着内务府整套吃皇粮的规矩。掌关防处的官员，从采购到入库，每道环节都要扒层皮。江南三织造送来的绸缎，账面写着贡品，实则是从民间搜刮的上品，差价进了私人腰包；御膳房的牛羊群牧处，报的是塞外牧场直供，实则是从通州市场现买的普通货色。 乾隆南巡时见过的江南盐商，一顿宴席花掉十万两，那些山珍海味的进贡名目，最终都转嫁成了内务府的报账条目。 这种腐败已经成了系统生存的根基。乾隆身边的太监、御前侍卫，甚至嫔妃的宫女，都指着这些差价过日子。御茶膳房的饽饽房，每天做8盘点心，每盘30个，皇帝顶多尝两口，剩下的全赏给下人。 这些点心的原料报账，从面粉到蜂蜜，都比市面贵出数倍，层层经手人都要抽成。就像苏州织造局的老库丁说的："宫里的每粒米，都沾着十个人的口水。" 乾隆不是不知道内务府的猫腻，只是没想到会离谱到这种地步。他每年个人开销300万两，相当于四川一省的田赋。南巡六次，光修御道建行宫就花了2000万两，这些钱最终都通过各种名目摊派到百姓头上。 鸡蛋事件让他突然惊醒：自己以为的"盛世繁华"，不过是官僚系统用贪污搭建的空中楼阁。老汉的五文钱，戳破了他亲眼见过的扬州盐商的珊瑚树、杭州行宫的金丝楠木柱，原来都是用千万个五文钱堆砌起来的。 但他没法真的深究。内务府管着皇室的吃喝拉撒，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像第一次南巡时，他想整治河道贪污，结果发现从河道总督到河工，层层都是利益链。罢免一个内务府大臣容易，可整个系统都是这么运转的。 乾隆四十二年，他曾让和珅整顿内务府，结果和珅反而发明了"议罪银"制度，把贪污合法化。鸡蛋事件后，他只能象征性地罢免几个小官，因为他清楚，真要查下去，自己的龙袍都得被扒掉——那些绣着金线的衮服，每匹绸缎的差价都够买百亩良田。 这种腐败已经融入了帝国的血脉。乾隆年间人口破三亿，物价飞涨是事实，但内务府的报价涨了百倍千倍。康熙年间一两银子能买一石米，到乾隆末年只能买半石，可内务府的报账却按康熙年间的"官价"折算，中间的差额全成了灰色收入。 就像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写的："天下之财，半入内府，半入私囊，民安得不穷？" 鸡蛋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乾隆晚年看着堆积如山的《四库全书》，想着自己六下江南的"功绩"，或许明白：那些被他夸为"盛世"的浮华，都是用无数个五文钱的鸡蛋垒起来的。 他生气的不是老汉的五文钱，而是自己坐了六十年的龙椅，脚下踩着的不是江山，而是一个随时会崩塌的贪腐泥潭。直到驾崩前，他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动了内务府的奶酪，就是动了整个皇权体制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