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八年，黔军出兵近70万，编成10个师1个旅，兵力规模足够组建2到3个集团军，可从头到尾没拿到一个集团军番号，始终以“散装”状态分散在各个战区作战。同期川军不仅编成5个集团军，就连留守川中的部队都有番号加持，黔军的这份境遇，到底是何原因？ 先聊“滇军黔军两只羊”的说法，这是军阀混战时期的老黄历，吐槽“双枪兵”一杆步枪加一杆烟枪，但在抗战爆发后已名不副实。 黔军首批出黔的102师、103师等部队，战前就进行了严格整肃，师长柏辉章、何绍周等人下了死命令，带烟枪出贵州者，就地枪决。到了战场，这些贵州子弟兵用实打实的战绩，击碎了“弱旅”的标签。 淞沪会战中，102师坚守大场防线，面对日军密集的炮火覆盖，全师官兵在焦土上与日军拼近战、拼白刃，304团团长陈蕴瑜率部冲锋时壮烈牺牲，全师伤亡超过8000人，仍死死守住阵地，歼敌2000余人。 103师驻防江阴要塞，作为南京水路门户，与日军激战5小时夺回定山阵地，坚守两昼夜，613团团长罗熠斌阵亡，成功粉碎了日军从水路迂回包抄南京的企图。 徐州会战期间，102师在砀山被日军分割包围，全师官兵各自为战，师长柏辉章的胞弟柏宪章在突围中战死，部队连续阻击7天，为友军转移争取了关键时间，自身伤亡近1000人。140师与滇军60军并肩坚守禹王山20多天，顶住日军轮番进攻，阵亡2000余人，始终未让阵地失守。 最亮眼的当属1944年滇西反攻中的松山战役，黔军新28师率先渡过怒江进攻松山，面对日军的坚固堡垒，血战一个月，伤亡超过3000人，拿下竹子坡、下腊孟等前沿阵地。随后接替进攻的第8军，下辖103师、82师都是黔军主力，这场仗历时95天全歼日军113联队3400余人，这是中国军队抗战以来首次歼灭日军建制联队的战役。 武汉会战中，102师在万家岭战役攻克乌石门防线，歼灭日军超1000人，封死了106师团的退路，为万家岭大捷奠定基础。预备第2师在田家镇战役中，独自承担阻击任务，击毙日军1000余人，围困今村支队10余天，可见战力强悍。 黔军有战力、有规模，却拿不到集团军番号，核心原因绕不开三个关键点。 首先是初期兵力分散，错失了编组时机。抗战爆发时，黔军首批出战的是5师1旅，被国民政府分别划给1、2、3、5四个战区，每个战区仅配属1到2个师，根本无法形成合力。等到后来补充了82师、121师等部队，具备编组集团军的条件时，国民政府的编制体系已经基本定型，再想整合各战区的黔军部队，难度极大。 其次是将领断层，黔军始终缺一个能扛事的领袖。军阀混战时期，黔军曾出过王文华、王天培这样的名将，王文华曾差点统一西南四省，王天培北伐时率部从贵州打到徐州，歼敌数万，被誉为“北伐名将”。 但黔军内部内斗严重，“舅舅打外甥”“兄弟反目”屡见不鲜，王文华遇刺后，黔军彻底分裂。到了抗战时期，黔军已经没有能统筹全局、争取编制的领袖。王家烈作为黔军后期的掌权者，被老蒋用“省长还是军长”的话术忽悠，最终兵权被夺，只能去南京当闲差。 好不容易组建的86军，是唯一由黔军两个师构成的军级单位，军长何知重虽有报国之心，却心思全在做生意上，46岁正值壮年就以“年老体弱”为由解甲归田，导致这个唯一的军级番号也不了了之。 剩下的将领中，柏辉章资历最深，从淞沪会战打到滇西反攻，战功赫赫，却终其一生只做到副军长；何绍周虽能打，却因是何应钦的侄子，被老蒋提防，无法统筹黔军全局。 第三个关键原因，是何应钦的明哲保身。作为贵州人，何应钦是黄埔系二号人物，长期担任军政部长，手握军政大权，只要他开口，给黔军弄个集团军番号并非难事。但他太了解老蒋的猜忌心，“西安事变”时他主张武力解决，已经让老蒋心存芥蒂，若是再为黔军抱团争取编制，必然会被扣上“拉帮结派”的帽子，影响自己在中央的地位。 何应钦的做法很现实：只给自己侄子何绍周的103师补充了全副捷克式装备，对其他黔军部队的装备短缺、补给困难则不闻不问。在他看来，照顾自家人是“人情往来”，不会引起老蒋警惕，但组建集团军就是培植私人势力，等于给自己挖坑。这种态度，断送了黔军整合发展的可能。 黔军虽然没编成集团军，但贵州的兵源，却成了中央军精锐的“输血库”。老蒋推行的“师管区”制度，名义上是全国兵员统一调配，实则是为了稀释地方实力派的兵力。贵州先后成立了4个师管区，征来的兵大部分都被补充到中央军嫡系部队。 其中镇独师管区专门给74军输送兵源，到了抗战中后期，74军里65%的士兵都是贵州人，全盛时期5万多人中，贵州兵就有3.2万余人。除了74军，陈诚“土木系”的54军、第6军、第99军的主要兵源也来自贵州。后来的新1军、新6军，其下辖的14师、50师都有大量贵州兵服役，可以说，国军“五大主力”中，有三支的核心兵源都是贵州人，黔军用另一种方式，为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