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吉鸿昌被敌人杀害后，他的妻子就疯了，每天衣衫褴褛的在大街上哭喊丈夫和儿女的名字。后来，不知所踪，15年后，她出现在开国大典上。 那时候的天津，有一个地方叫“红楼”。这地儿原先是吉鸿昌的私宅，后来成了他搞抗日活动的地下联络站，甚至还在里面印《民族战旗》这种报纸。这房子，承载了吉鸿昌和胡洪霞两口子太多的理想和回忆。 但就在1934年11月24日，这天塌了。 吉鸿昌在北平陆军监狱被执行枪决。这过程哪怕咱们现在听着，都觉得头皮发麻、热血上涌。那天北平大雪纷飞，吉鸿昌捡了根枯树枝，在雪地上写下了那是流传千古的诗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跟刽子手说：“我是为国而死，不能跪，也不能倒下！”他甚至搬了把太师椅，大马金刀地坐着，甚至要求“到前面开枪！我要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 枪响了，英雄走了。 消息传到胡洪霞耳朵里的时候，她还在家里等着丈夫回来。这打击太大了，但胡洪霞没时间晕倒，她得去收尸。 可到了那儿，国民党那帮人真是不干人事儿。人杀了，尸体不给。理由特别荒唐：这是蒋介石亲自下令杀的人，没有命令，尸体不能动。胡洪霞当时就急了，拿头撞栏杆，大闹刑场。那帮人看实在闹得太凶，最后松了口，但这松口的代价是——8万银元。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敲诈！ 大家可能觉得，吉鸿昌当过军长，当过省主席，瘦死的骆驼比马大，8万银元拿不出来？ 还真拿不出来。 吉鸿昌这人，有个外号叫“扁担楞”，那是小时候他爹打出来的。他爹教他一句话：“做官即不许发财。” 这句话吉鸿昌记了一辈子，甚至把它烧在瓷碗上，发给手底下的军官，人手一个。他当官这么多年，把钱都拿去办学校、搞抗日武装了，家里根本没多少积蓄。 为了让丈夫入土为安，胡洪霞含着泪，把那座承载了无数革命记忆的“红楼”给卖了。 房子卖了，钱凑齐了，尸体领回来了。胡洪霞特意请了摄影师，给吉鸿昌拍了最后一张遗照。因为吉鸿昌是正面中弹，左眼有个窟窿，胡洪霞就让人从右边拍。这张照片，成了吉鸿昌留给世间最后的体面。 但这事儿没完。 吉鸿昌走了，留下一对儿女。儿子吉兰泰5岁，女儿吉瑞芝才3岁。孤儿寡母，手里还没钱，更可怕的是，国民党的特务一天24小时地盯着她们。 这帮特务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想看看还有没有共产党来联系胡洪霞，想放长线钓大鱼。他们经常把胡洪霞抓到现场，逼她指认谁是共产党。 但她每次都装傻充愣，一问三不知。 吉鸿昌在遗书里说得明白：“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等用，上学以成有用之才也。” 丈夫的遗愿是把孩子养大成材，要是都在这特务眼皮子底下耗着，早晚得一家子整整齐齐地没了。 于是，胡洪霞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装疯。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知书达理的女性，硬是逼着自己变成了街头的疯婆子。这一招“苦肉计”，演得太逼真了。那些特务一开始还怀疑，跟了一段时间，发现这女人确实是废了，没价值了，也就慢慢放松了警惕。 趁着这个空档，胡洪霞开始“分家”。她忍痛把女儿吉瑞芝托付给了吉鸿昌的一个老部下，把儿子吉兰泰送到了一个姓喻的先生家里。 安排好孩子，那个“疯女人”也就从天津街头消失了。 其实，她是改名换姓，叫了“傅博英”，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逃到了解放区，当了一名老师。后来局势稍微安稳点，她才把两个孩子接到身边。这一家人，隐姓埋名，在这个乱世里像野草一样顽强地活着。 这一藏，就是15年。 这15年里，胡洪霞从一个养尊处优的官太太，变成了一个独自拉扯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她没有再嫁，这在那个年代其实挺难的。吉鸿昌那封遗书里写得其实挺豁达，说“你不必回家可也”，意思是你可以改嫁，不用守着吉家。 但胡洪霞没听。她心里装不下别人了。 回想当年，吉鸿昌和原配离婚后，本来打算打一辈子光棍，为国捐躯。结果遇到了还是学生的胡洪霞。那时候吉鸿昌是旅长，胡洪霞是师范学生。吉鸿昌表白，胡洪霞说我要读书，吉鸿昌就说：“我等你毕业。” 这句承诺，换来了两人十多年的恩爱，也换来了胡洪霞后半生几十年的坚守。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胡洪霞受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那一刻，她看着底下的人山人海，看着五星红旗升起来，心里指不定在跟吉鸿昌说话呢：“老吉啊，你看见没？这世道，变了，像你盼的那样了。” 后来，她带着儿女回到了吉鸿昌的老家，在坟前放声大哭。这一哭，把这十几年受的委屈、担的惊受的怕、装疯卖傻的辛酸，全都哭出来了。 1950年，天津搞了个“控诉惩治反革命罪犯大会”。吉鸿昌的女儿吉瑞芝，那时候已经长大了，站在台上咬着牙说：“为我父亲报仇！” 那天被押上刑场的，正是当年亲手杀害吉鸿昌的那个刽子手——吕一民。 一声枪响，血债血偿。这颗悬在胡洪霞和孩子们心头16年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