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张作霖用马鞭狠抽张学良，夫人们纷纷跪倒为其求情，张作霖一瞪：“谁敢求情，我崩了她！岂料，张首芳像疯了一样冲过去，大声怒吼道：“张作霖，你再打小六子，我就砸碎你的狗头！”张作霖见状，强压怒火，背着手低头离开了！ 咱们得说道说道，张首芳哪来的这么大胆子？她真不怕死吗？ 其实啊，这哪是怕不怕的问题，这是心里的积怨太深，疼到骨子里了。看着弟弟挨打，她想到的不是别的，是刚刚去世不久的亲娘——赵春桂。 在张首芳心里，父亲张作霖这个角色，是分裂的。在外头，他是威风八面的大帅；在家里，特别是在对待原配赵春桂这事儿上，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负心汉。 当年母亲赵春桂带着他们姐弟仨在乡下苦熬，那时候张作霖忙着在奉天纳妾，忙着升官发财。母亲病重的时候，那是真惨，躺在炕上连身都翻不了，就盼着丈夫能回来看一眼。结果呢？等到的是奉天的医生，等到的是二夫人卢氏，唯独没等到那个她盼了一辈子的男人。 母亲临走前，把唯一的金簪子交给了张首芳，又把几十块大洋塞给年幼的张学良，让他去奉天找爹。这哪是让儿子去享福啊，这是母亲在给这几个没娘的孩子谋条活路。 所以，当张首芳看见父亲像打牲口一样打弟弟时，新仇旧恨全涌上来了。她护的不仅仅是弟弟，更是母亲留在这个世上唯一的念想。 张作霖走后，张首芳抱着弟弟哭成了泪人。从那以后，这姐弟俩在偌大的帅府里相依为命，张首芳活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个“泼辣娘们”。为啥？因为她知道，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她要是立不起来，这几个弟弟就得让人欺负死。 后来，张首芳到了出嫁的年纪。张作霖为了巩固势力，那是毫不手软，直接把大女儿许配给了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的儿子——鲍英麟。 这是一场典型的政治联姻。鲍英麟这人，说好听点是将门虎子，说难听点就是个扶不上墙的烂泥。吃喝嫖赌抽，那是样样精通。 但这桩婚事，张首芳认了。她明白，自己嫁得体面，弟弟在帅府的地位就能更稳固一分。 婚后的日子，那是真难熬。鲍英麟根本不拿她当回事，甚至还动手打她。可张首芳是个硬骨头，在婆家受了天大的委屈，回娘家也是报喜不报忧。直到有一次，鲍英麟做得太过分，张学良听说了，直接带着卫队冲到鲍家，拔枪顶着姐夫的脑门：“你再动我姐一指头，我废了你！” 你看，这就是因果。当年姐姐用身体挡马鞭，如今弟弟拿枪杆子护姐姐。这姐弟情分，是在刀尖上滚出来的。 可惜好景不长，世道变了。 皇姑屯一声巨响，张作霖走了。紧接着，“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再后来，西安事变，张学良被幽禁，这一关，就是半个世纪。 张家散了，张首芳也被那个势利的丈夫赶出了家门。曾经的大帅千金，一夜之间流落街头。 那段日子，张首芳过得苦啊。可她心里头始终憋着一股劲儿：只要小六子还活着，我就得撑着。 1947年，这绝对是张首芳晚年最揪心也最暖心的一年。 那时候她已经穷得叮当响了，住在北京的一间破屋子里。突然有一天，她收到了弟弟从台湾辗转寄来的信。信里张学良没诉苦，只说了一件事：“姐，我眼花了，想看书，你给我弄部大字版的《明史》吧。” 看着信纸上那熟悉的字迹，张首芳哭得像个孩子。当年的翩翩少帅，如今也要戴老花镜了。 为了这套书，张首芳翻箱倒柜，最后摸出了母亲留下的那根金簪子。这是她身上最后一点值钱的物件，是母亲的遗物，是她半辈子的念想。 但她没有一丝犹豫，拿着簪子就去了当铺。当铺掌柜的都惊了，谁能想到，这个穿着打补丁衣服的老太太，拿出来的竟是宫里的老物件。 “我不当米，我只要钱，我要买书。” 老太太的声音干涩却坚定。 她跑遍了北平城的书店，终于买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字版精装《明史》。 书寄出去了，连带着那几十张全家福，还有她那一颗滚烫的心。 后来的故事，咱们在史料里都能查到。这部《明史》，陪着张学良度过了漫长的幽禁岁月。据看管他的人回忆，少帅把那套书都要翻烂了，书页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全是批注。 那一笔一划，哪里是在读史，分明是在读家，读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姐。 1954年，张首芳在北京病逝。 她走的时候很凄凉，身边没有亲人，只有满屋子的贫寒。临终前，她嘴里念叨的只有一句话：“小六子，《明史》看完了吗？” 这得是多深的执念啊。 2001年，百岁的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在那张大姐的遗照前坐了很久。当护理人员告诉他，大姐当年为了给他买书，卖掉了母亲唯一的遗物时，这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人，浑浊的眼睛里瞬间涌满了泪水。 他颤颤巍巍地写下了杜牧的那句诗：“孤枕易为蛩破梦，短檐难得燕传书。” 纵观张首芳这一生，她是旧时代女性悲剧的缩影，又是那个时代最有血性的抗争者。 有人说，张作霖留给张学良最宝贵的财富是东北军。其实不然，他留给儿子最坚实的后盾，是这个叫张首芳的大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