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24日，她是趴着被处决的，留下了这张遗照。魏文全，年芳25岁，时

1937年11月24日，她是趴着被处决的，留下了这张遗照。魏文全，年芳25岁，时任国民党杭州军统便衣队队长。日军攻杭州前，她留守沦陷区执行任务。不幸在留下镇被捕，却始终未泄露情报或出卖战友。 魏文全是土生土长的杭州姑娘，家在清波门旁的小巷里，父亲守着祖辈传下来的绸缎庄，母亲是识文断字的大家闺秀。她打小跟着母亲读诗书，在教会女中念到高中毕业，能讲流利的英语，还写得一手好字。 1937年夏天，北平的消息传到杭州，街上的报童喊着“卢沟桥打起来了”，她攥着报纸蹲在街边哭，转身就把自己攒了十年的嫁妆钱——满满一小箱银元，搬到了抗日后援会的门口。旁人劝她留着傍身，她只说“国要没了，家算个啥？”没过多久，她找到军统杭州站的联络处，非要加入便衣队。 负责人看她是个姑娘，劝她做后勤，她急得拍桌子：“我闭着眼睛都能走完杭州的胡同，日军搜身也不会盯着女人，我去潜伏最合适！”没人拗得过她的倔脾气，24岁的魏文全成了便衣队里最年轻的队长，带着六个队员，专做情报搜集和联络工作。 日军逼近杭州的前半个月，城里的军政机关开始往后方撤，站长让她跟着大部队走，她连夜写了请战书，摁上红手印：“我是杭州人，我留下，能保住更多情报线，能给前线送更多消息。” 她把队员分成三组，一组藏电台，一组联络爱国商户，一组盯日军动向，自己则盯着城西的留下镇——那里是杭州通往天目山的要道，日军肯定会在此设据点。她在留下镇的老茶馆里安了联络点，老板是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党员，俩人靠着递茶碗的暗号接头：茶碗摆正，是平安；茶碗斜着，是有情况。 那些天，她白天扮成卖茶叶的小贩，混在集市里听日军士兵聊天，晚上就把记下来的布防位置、人数抄在纸条上，缝进旗袍的夹层里，摸黑送到接头地点。 11月20日清晨，日军的先头部队冲进杭州城，炮声从城中心传到留下镇，她刚把最后一份情报塞进枯井，茶馆的门就被踹开了。是隔壁剃头铺的老板告的密——那人被日军抓去，扛不住打，把茶馆的秘密全说了。日军把她和茶馆老板捆在柱子上，先把老板打得满脸是血，逼她开口：“说出来谁是你的上线，说出来你就能活，还能回杭州过好日子。” 她盯着那个叛徒，突然笑了，笑得日军一愣，接着她啐了口带血的唾沫，骂道：“你卖了良心，我不卖！杭州城是咱的根，你们这群强盗，迟早滚出去！”日军见软的没用，就用烙铁烫她的胳膊，竹签钉进她的指甲缝，她疼得浑身发抖，昏过去三次，凉水泼醒了，还是咬着牙不吭声。茶馆老板到死都没说一个字，她趴在牢房的地上，对着老板的遗体念叨：“叔，咱没给杭州人丢脸。” 四天后，日军没从她嘴里抠出任何东西，决定把她处决。11月24日的清晨，天阴得厉害，飘着冷雨，日军把她拖到留下镇外的荒坡上。她的胳膊被打断了，站不起来，日军就粗暴地把她按在泥地里，让她趴着。 行刑前，一个日本军官举着相机，想拍下她求饶的样子，她却猛地扭过头，盯着镜头，眼神里没有一点害怕，乱蓬蓬的头发沾着泥水，嘴角的血渍冻成了硬块，那张年轻的脸，硬是透着一股狠劲。枪响的时候，荒坡上的草被震得发抖，25岁的魏文全就这么倒在了生她养她的土地上。 杭州光复后，军统的人回到留下镇，想把她的遗骨迁回城里，可她的家人早在逃难时失散了，绸缎庄也被日军烧得只剩断壁残垣，没人知道该把她葬在哪里。那张遗照被日军贴在电线杆上示众，是一个老茶客冒着风险揭下来的，藏在自家的墙缝里，一藏就是十几年，直到解放后才交给档案馆。 现在去留下镇的抗战纪念馆，还能看到这张照片，旁边摆着她当年缝情报用的针线盒，还有那本被炮火熏黑的诗集——那是她从家里带出来的，里面夹着一张纸条，写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魏文全不是什么大人物，她只是千千万万抗日志士里的一个，没有显赫的战功，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事迹，却用最朴素的坚守，守住了一个中国人的气节。那张趴着的遗照，从来不是屈辱的印记，而是她留给这片土地最珍贵的东西——就算身体被按在泥里，脊梁也永远挺直，就算生命走到尽头，也没让家国蒙羞。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