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慈禧的屁股上长了痔疮，烦躁的很，太医们束手无策，毕竟谁敢摸太后的屁股啊。无奈之下，李莲英找来了一个民间郎中，谁料，郎中对准慈禧的屁股直接就是一针。 这郎中名叫薛福辰，江南苏州人，早年在地方行医，因治霍乱有功，曾被江苏巡抚丁日昌上奏朝廷。李莲英正是通过地方的档案查到此人，又听说他治痈疽经验丰富，便私下派人去请。 薛福辰一到京城，未曾直接见太后，反而在李莲英安排的宅子里，被要求连续三日练礼，磕头、回话，甚至是走路的节奏，全得按规矩来。 李莲英不是怕薛福辰医术不行，是怕他在太后面前一句话不对，自己也跟着丢命。 这时宫里的情况已经相当紧张。太后病情一日比一日重，储秀宫西暖阁内的气味已经遮不住，脓血透过坐垫，御医谁也不敢开口说实情。 薛福辰倒是早就从李莲英口中摸清了症状，臀部红肿发热、夜间低烧不退，这病民间叫“臀痈”，拖下去不破脓，可能危及性命。 薛福辰想了一个办法。他请苏州的苏绣师傅连夜赶制一张中空坐垫，里面藏机关。到入宫那天，他穿一件旧蓝绸袍，袖子里藏着一根极细的银针和一块磁石。 进殿之前，李莲英给了他一根红绳，末端系在太后腕上，象征“悬丝诊脉”，其实就是走个过场。 真正危险的不是诊断，而是治疗那一下。薛福辰不能碰太后的皮肤，更不能让人看出用的是针。他谎称是“气功引毒”，在太后身后跪坐，趁机将银针从坐垫空隙刺入患处。 慈禧大叫一声，刀柄响动，侍卫就要拔刀。薛福辰立即俯首在地，说这叫“破毒发窍”，痛是好兆头。那一刻连李莲英都差点没站住。 慈禧的病是压下去了，但薛福辰知道，治好病的人不见得有好下场。宫里知道太多，从来不是好事。他没等封赏降下，就主动上书请求辞官，说母亲病重要回乡。 他甚至服药装出一副口齿不清、半身不遂的样子。 慈禧见他如此，也不强留。 离京那晚，没人知道他藏在哪辆破旧马车里。他没有骑那匹御赐的马，更没带随从。十日后，苏州城郊西园一带出现了他的身影。 之后十年，他几乎不再出诊，只在家中授徒写书。 直到1894年去世，薛福辰都未再提起京城之事。晚年他留下的《疡疾手记》仅有一卷，未署宫中治疗之名，只寥寥几笔写了“春暖初痈，重如岭压，取窍处当避名节之地”。 门人都知，那一针，是他一生最重的一针，也是最险的一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