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溥仪，远比我们朴素认知里的“傀儡”更复杂，更阴暗。有人认为，真实的溥仪，包括他的结局，是审视满清余孽的一面镜子，它隐藏的很深，并且因为历史和时代的原因，侥幸躲过了“处死亦不为过”的审判。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时，章太炎在《讨溥仪檄》中掷下了惊雷一般的十六字，“清室余孽，国之蟊贼，挟寇自重，屠戮同胞，其罪当诛！”很多人认为，这是近代以来对溥仪最凛冽的批判，也是对满清余孽最猛烈的讨伐，章太炎不愧是批判满清第一人，他以笔为刀，用 “蟊贼”、“诛罪” 的决绝之词，戳破了溥仪 “复号还宫” 的虚妄假面，也定格了那个时代对民族叛徒的集体愤怒。 1912年，辛亥革命的炮火终结了两千余年的帝制，《清室优待条件》让溥仪得以暂居紫禁城，保留帝号，成为民国版图里一个奇特的“小朝廷”。 这一局面很快引发进步人士的强烈不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钱玄同便写下《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一文，辛辣讽刺这位末代皇帝“终日如醉如痴，成了一个傻哥儿”，直言“取消爱新觉罗溥仪的帝号，是极不错的。” 彼时的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更是一针见血：“凡做过皇帝的，没有不再想做皇帝”，将溥仪视为封建余孽的象征，警示其“祸根”本质。 而当1917年张勋复辟，溥仪短暂重登帝位仅十二天便仓皇退位后，章太炎更是怒不可遏，直言“优待条件自消”，主张将其“坐以内乱”，尽显对帝制复辟的零容忍。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派鹿钟麟带兵入宫，限溥仪两小时内搬出紫禁城，彻底废除帝号，修改《清室优待条件》。 在当时，这一事件引发了文化界的激烈论战，胡适致信外交总长王正廷，指责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认为优待条件是“国际的信义”，不应强行废止。 但鲁迅却对此深表赞同，在《语丝》周刊上撰文支持驱逐行动，认为这是对溥仪的“拯救”，使其摆脱封建束缚。钱玄同更是直言不讳，指出溥仪1917年“已经造过一次反了”，而清宫中搜出的复辟函件，更证明其“了无悔祸之意”，民国对其“岂但是‘仁至义尽’，简直是‘以德报怨’”。 天津时期的溥仪，一边与遗老遗少密谋复辟，一边与日本特务频繁接触，而曾经对他寄予厚望的张学良，此时已逐渐看清其真面目。 这位与溥仪在天津高尔夫球场并肩挥杆的少帅，曾多次苦心劝诫，推荐他入读南开大学，甚至愿为其联系英国剑桥、牛津深造，希望他“放下身段，做一个普通人”。 但溥仪始终沉迷于“复国”美梦，对劝诫置若罔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制造被日本关东军裹挟的假象，实际是与主动与日本关东军勾结，北上东北，1932年成立伪满洲国，从此沦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 消息传来，张学良在北平看到报纸上溥仪的“执政”照片，怒不可遏，在日记中写下“昔日球友，今成国贼”八个字，纸背透痕。晚年在台北接受访谈时，张学良仍直言不讳：“如果我是共产党，我就枪毙他了”，认为特赦溥仪是“一大败笔”。 宋庆龄在《反对傀儡政权宣言》中厉声质问：“溥仪身为中国人，竟甘为日本帝国主义之鹰犬，出卖东北三省数千万同胞，此种卖国行径，猪狗不如！” 马寅初在重庆大学演讲时更是怒不可遏：“溥仪之罪，远超秦桧！秦桧仅害岳飞，溥仪却将东北沃土拱手让人，使数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其罪罄竹难书！” 同一时期，毛泽东在1936年联名发表的抗日电文中，将溥仪与伪蒙政权德王并列，斥为“汉奸傀儡”，直指其“背叛民族，罪无可赦”。 章太炎虽已年迈，仍为吴佩孚起草《申讨伪满洲国电》，谴责溥仪“受日人唆使，盗我疆土，奴我人民”，用“国亡统绝”的铁律，驳斥伪满洲国的所谓“正统性”。 鲁迅则用一贯的犀利笔触间接批判：“出卖肉体，若没有品相很难成交，出卖灵魂就简单多了，你只要无耻就够了”，寥寥数语，道尽对叛国者的鄙夷。 就连曾对溥仪被逐出宫表示过同情的周作人，也痛斥其“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封建势力代表”，哀叹其“本该了解精美的文明，却沦为民族的耻辱。” 1945年日本投降，溥仪沦为战犯，被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改造期间，他写下了名为《我的前半生》的忏悔录，在“灰皮本”原稿中，他自称“恶事做尽无可宽宥的人”，承认“最终当上了叛国投敌祸国殃民的大汉奸”，坦言自己“浑身没有一根骨头是硬的，还幻想着未来的‘复位登极’”。 1959年，溥仪获得特赦，成为新中国的公民。当出版社邀请老舍为其回忆录润色时，这位人民艺术家断然拒绝，直言：“毛主席没杀溥仪已经够宽大了，溥仪过去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我这个人民代表要代表人民说话······溥仪干的那些丑事，也丢尽了我们的‘人’了”，那份对民族伤痛的铭记，让他无法对昔日的汉奸皇帝报以温情。 满清末代皇帝是叛国投敌的汉奸，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浑身没有一根骨头是硬的，还幻想着未来的‘复位登极’。” 溥仪对自己的这句评价，同样适用于满清余孽以及它们在当下的簇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