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文字狱，不是孤立的惨案，而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文化屠杀，讲几个案子，你就知道它究竟有多惨无人道了—— 乾隆二十年，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案是乾隆朝文字狱的一声惊雷。 这位鄂尔泰门生不过在诗中写了“一把心肠论浊清”，便被乾隆指为“以浊字加于清字之上，是何肺腑”。 圣旨之下，胡中藻被押赴刑场凌迟，临刑前他想再看一眼诗集，却被刽子手一脚踢翻——那部引发祸端的诗集，早已被烧成灰烬。 牵连者中，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只因在《塞上吟》里称蒙古为“胡儿”，便被赐自尽，死前他对着紫禁城方向叩首，却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大学士史贻直被革职流放，白发苍苍的老者拖着枷锁走在关外风雪里，最终冻毙在驿站。 最可悲的是刻书匠张远，他不过是为了几两银子刊刻诗集，竟被定为“悖逆同谋”，斩立决于菜市口，妻子抱着三岁的幼子跪在刑场，被官兵用鞭子抽离，孩子最终饿死在破庙，无人收殓。 江西举人王锡侯的命运，比胡中藻更显荒诞。 他嫌《康熙字典》繁琐，耗费十年心血编著《字贯》，只因在书中未避讳康熙、雍正、乾隆的庙号名字，便被仇家告发。 乾隆看到奏折后拍案怒骂：“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 圣旨抵达江西时，王锡侯正在家中教孙子识字，官兵破门而入，将他锁拿归案。 审讯中，他反复辩解“只为方便后生，绝非不敬”，却被斥为“巧言狡辩”。 最终，王锡侯被判凌迟处死，行刑时，他的七个儿子被押在一旁，眼睁睁看着父亲被一刀刀割肉，随后依次被斩立决——最小的儿子年仅十六，哭着喊“我从未见过《字贯》”，仍被刽子手一刀断头。 他的妻女与未成年亲属，全部发配伊犁为奴，途中半数病死，幸存者被卖给当地牧民，终生沦为牛马。 江西巡抚海成因最初仅判王锡侯“革职”，被乾隆斥为“视大逆案为泛常”，改判斩立决，临刑前海成自缢于狱中，却仍被剖棺戮尸，以儆百官。 江苏东台的徐述夔，至死也没想到自己会遭开棺戮尸之祸。 这位已去世十年的举人，生前著有《一柱楼诗》，其中“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被解读为“壶儿”谐音“胡儿”，暗含反清复明之意。 他的孙子徐食田因土地纠纷被仇家告发，乾隆下旨“刨坟戮尸，以惩其逆”。 官兵掘开徐述夔的坟墓时，恰逢暴雨，棺木被冲出的泥水浸泡，他的尸骨被拖出后，当众焚烧扬灰；其子徐怀祖早已去世，同样遭开棺戮尸。徐食田、徐食书兄弟被押赴北京，斩立决于菜市口，临刑前兄弟二人相对无言，只是朝着东台的方向磕头。 校订《一柱楼诗》的毛澄，年过七旬，被判处斩监候，病死在狱中，尸体被扔到乱葬岗；江苏布政使陶易因“失察”自尽，东台知县被斩首，牵连者数百人，其中包括为徐家抄录诗文的私塾先生、售卖诗集的书商，甚至连借过诗集的邻居，都被发配边疆。 退休官员尹嘉铨的惨案，更是暴露了乾隆对“僭越”的极致敏感。 这位原大理寺卿，只因上书为父亲尹会一请“从祀孔庙”，又自称“古稀老人”，而乾隆早已自诩“古稀天子”，便被定为“狂妄悖逆”。 乾隆亲自审问他：“朕称古稀天子，汝亦敢称古稀老人，是何居心？” 尹嘉铨已是七十多岁的老者，被打得遍体鳞伤，仍辩称“只是自谦，绝非冒犯”，却被斥为“大肆狂吠”。 最终，尹嘉铨被判绞立决，行刑时，他的著作被堆在刑场旁焚烧，浓烟呛得围观者纷纷掩鼻，而他的家人被革职流放，女儿不堪屈辱，投河自尽，尸体顺流而下，无人敢捞。 最讽刺的是，尹嘉铨一生谨小慎微，曾为乾隆编著《名臣言行录》，却因一句自称，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 湖南未入流文人贺世盛的死，更像是一场对底层读书人的猎杀。 他穷愁潦倒，却心怀天下，著《笃国策》批评乾隆朝官场腐败、军费糜费，建议“减少贡品、停止南巡”。 这本手稿尚未刊刻，便被当地乡绅告发，理由是“谤讪朝政，惑乱民心”。 乾隆下旨“按律严惩，以儆效尤”，贺世盛被押赴长沙刑场凌迟，他的五个儿子全部被判斩立决，最小的儿子才十二岁，刽子手不忍下手，却被监斩官呵斥，最终一刀毙命。他的妻女被发配宁古塔为奴，途中被官兵轮番侮辱，抵达时已只剩三人，其余皆死于非命。 《笃国策》的手稿被烧成灰烬，连抄录过的纸页都被搜出销毁，贺世盛临死前大喊“吾言虽死，天下必有知者”，却被刽子手用布塞住嘴，割去舌头。 江南秀才蔡显的《闲渔闲闲录》案，最能凸显文字狱的无孔不入。 蔡显只因在诗文中抨击乡绅勾结官府，便被诬告“心怀悖逆”，乾隆下旨严查。 刻书匠王复庄为他刊刻诗集，被判凌迟处死，他的妻子抱着幼子跪在刑场求情，被官兵打得昏死过去，孩子被抢走贩卖，从此杳无音讯；藏书者陆某只因家中藏有一本《闲渔闲闲录》，被邻人告发，县衙不经审讯便将其杖毙于公堂，妻子悲愤自尽，家中财产被抄没；甚至替蔡显送过诗文的挑夫，也被定为“传递逆书”，判斩监候，病死在狱中，尸体被老鼠啃食殆尽。 蔡显被斩立决前，对着围观的百姓大喊“我无罪！”，却无人敢回应，唯有风吹过刑场的旗杆，发出呜咽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