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解放后，一个阔太太乘坐吉普车来到35军军部，对门口的守卫说：“我是陈修良，请

南京解放后，一个阔太太乘坐吉普车来到35军军部，对门口的守卫说：“我是陈修良，请你们军政委何克希出来一下。” 1949年4月的南京，长江边的硝烟还裹着水汽飘在街巷，穿军装的身影和挑着担子的小贩在马路上交错。哨兵握紧枪托，这个名字像颗石子投进平静的军部——没人知道，眼前这位旗袍领口别着珍珠胸针的女士，藏着整座城市的秘密。 何克希三步并作两步跨出门，握住她的手时，才发现这双“阔太太”的手，指节有层薄茧——那是三年来握着钢笔写情报、捏着针线缝密信磨出来的。三天前解放军渡江时，正是这双手拟的信，让电厂工人老周带着二十个工友守在锅炉边，愣是把国民党工兵的炸药包“拖”到了天亮。 时间拨回1946年春天，上海局的同志把南京地图摊在她面前，特务机关的红圈像毒瘤爬满街巷。“去重建组织。”领导说这话时，她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皮箱里还装着没拆封的马列著作。没人知道，这个曾在抗日根据地带着学生唱救亡歌的女同志，要变成“丈夫病故、从上海来投靠亲戚的张太太”。 住进城南那栋带天井的小楼后，她的日子像本泛黄的账册。每天去菜场买两根黄瓜，和小贩讨价还价时，袖口悄悄滑下的纸条藏着党员联络点；傍晚去夫子庙听戏，戏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唱到第三遍，邻座递来的折扇里夹着最新的军运情报。有人劝她少出门，她却笑：“越像寻常人，才越安全——就像菜篮里的葱，混在青菜里才不扎眼。” 转折点出现在1948年深冬。那天她刚把俞渤的起义计划封进空心竹竿，窗外就传来特务查房的皮鞋声。她把竹竿插进米缸，转身端出刚熬好的粥：“长官辛苦了，天冷喝碗热的暖暖身子。”特务掀开米缸盖时，她指甲掐进掌心——那竹竿就立在米堆里，像根普通的晾衣杆。三天后，B-24轰炸机的轰鸣震碎南京上空，俞渤投下的炸弹落在保密局附近，随即掉头飞向解放区。 1949年春节刚过，她在秘密会议上把油印的《护城公约》分下去。“敌人要炸水厂，我们就组织工人三班倒；要烧火车站，学生们就去‘义务劳动’盯着。”纱厂女工小李记得，陈修良教她们把标语写在布上，藏进棉袄夹层，“她说，南京是大家的家，咱们不拿枪，也要让它完完整整地交给解放军。” 有人说，隐蔽战线的人没打过一场硬仗，算不得英雄。可当解放军进城时，看到电厂烟囱照冒黑烟、火车站信号灯照常闪烁，才明白那些藏在账本、戏票、菜篮里的坚持，比枪炮更能守护一座城。她提供的《国民党军长江布防图》，让渡江战役的炮火避开了平民区；她策反的二十多个保长，在溃逃时偷偷收起了破坏工具。 南京军管会成立那天，她换上灰布干部服，站在挂牌的市政府门前。阳光照在她脸上，三年来第一次不用低头走路。何克希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陈修良同志推门进来时，我看见她旗袍领口的珍珠胸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枚小小的党徽——那才是她真正的样子。” 如今再看南京城，秦淮河的水还在流，总统府的墙根处长着青草。很少有人知道，七十四年前列在护厂队名单上的那些名字，和“张太太”这个假身份一样，都藏着一个共同的信仰：要让这片土地，再也没有秘密，只有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