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一21岁女知青夜间独自去厕所时神秘失踪。连队把整座山翻了个遍，却仍然找不到人。直到2009年，老知青们在聚会时，在沙发上抽烟的老知青突然问了一句：小朱有没有可能是自己走的？ 2009年，上海一场老知青聚会快散场时，一个迟到的老烟民突然冒出一句“小朱当年会不会是自己走的”，屋子里一下安静下来。 几十年前那场雨夜被这句话重新翻开，人人都记得有人说她是山里走丢，有人说是野兽叼走，还有人怀疑是人为，只是当年的雨把所有痕迹洗得干干净净，留下的只有说不清的猜测。 朱梅华下乡时才十七岁，上海家境宽裕，从小没吃过什么苦，却听从号召去了云南西双版纳。那是边境腹地，终年闷热潮湿，大山重重，交通闭塞，她一边跟着大家上山造林下地劳动，一边在每月的家书里反复写自己多么想家。 几年过去，她出落得亭亭玉立，又美又倔，不少男知青对她有意思，她却始终觉得自己不会永远留在这片山林里。 1974年一个雨夜，瓢泼大雨砸在茅草屋顶，宿舍里一片昏暗。她捂着绞痛的肚子推醒身边的女孩，对方只说太累了不想再起，她便自己披衣下床。 有人记得她只穿上了一只鞋，有人记得她摸黑套上布鞋，轻轻掀开蚊帐，连关门都刻意压着声音。厕所离宿舍大约五十米，路口伸向一片丛林，那是众人最后一次看见她。 第二天清点人数时少了一个人，室友起初以为她去别的宿舍留宿，直到中午还不见人影，连队才意识到出事了。几百名知青被拉去搜山，把方圆几公里的山头翻了三遍，有人说在女厕附近看到散落的黑布鞋，有人说连那双鞋也没找到。 地方公安介入后，又带着军犬把附近山头和村寨地毯式搜索，连自然保护区和边境丛林都没落下，却没有发现一块衣布一滴血。她的手表和存折还安安静静躺在床头，边防也查不到她偷渡出境的记录。按理看不出逃走的迹象，可要说遇害，又连一点痕迹也没有。 专案组顺藤摸瓜查她的社会关系，第一个被盯上的就是前男友。这个一起从上海来的男知青，曾和她在街道中学同窗，又在农场相恋，后因琐事闹翻，酒后说过“她迟早会出事”之类的话。 有人甚至说在火柴盒上见过他写下诅咒的话，也有人记得案发那晚见过他在女厕附近晃。审讯时他一会儿激动否认，一会儿情绪崩溃，甚至试图自杀，最终因为缺乏确凿证据，被迫放人。案卷上只留下几行冷冰冰的字眼，写着“矛盾存在，证据不足”。 另一个引人怀疑的是连队指导员。这个在当地盘桓多年的中年人，被女知青指认常在女宿舍周围转悠，两年后又因为强奸侄女锒铛入狱。 有人回忆朱梅华失踪那天夜里他曾冒雨匆匆回家，手腕上多了一只女士手表，之后却再不戴。有人记得他夜里往猪圈搬水泥，警方挖开却只翻出一堆猪骨。 后来他曾在审讯中说过看见朱梅华在厕所外徘徊，劝她回去时发生争执，自己失手将人打倒，还报出所谓埋尸地点，结果三天挖掘一无所获，他又改口说只是“想早点结束这件事”。这条线索就这样断在半途。 调查持续了一个多月，从连队到村寨，从感情纠纷到所谓“过节”的村民，所有人被一一盘问，所有小道消息都被翻出来。 有人说她和本地人有矛盾，有人说她在集市上打听去边境的路，还有同宿舍的姑娘想起她失踪前几天在日记本上画过像地图一样的涂鸦，却谁也说不清那究竟代表什么。公安最后只能在报告上写下“突发意外，可能走失”，案件被搁置，成了冷案。 朱梅华的父母从上海赶到西双版纳，一遍遍向村民、警察、知青打听，最后在派出所的木椅上坐了一整夜，天亮时带不走任何答案，只能背着沉重行李回城。 此后多年，知青们陆续返城，露天厕所变成了水泥房，后来又换成抽水马桶，茅草屋成了农家乐，七十年代那些简陋的痕迹几乎看不见了。 直到新世纪，这个名字才零星在聚会上被提起。有人坚信她是走失遇难，有人指向人祸，有人觉得她也许真是咬咬牙走向了边境。 2018年，农场为她立了一座衣冠冢，几十位老知青从全国各地赶来，墓碑前野花在风里摇晃，仿佛那个穿粉色衬衫的上海姑娘还在橡胶林里唱歌。真相到底是人手还是天意，他们再也无从得知，只能在一个又一个版本的讲述里，一次次重走那段被雨水冲刷得只剩轮廓的夜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