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除夕，18岁的池煜华和15岁的小丈夫圆了房，新婚才3天，丈夫就离家去打仗，妻子承诺会等他回来，没想到，这一等就是整整70年。 那会儿池煜华还梳着乌油油的大辫子，脸被灶火映得红红的。丈夫走的时候，她从米缸底摸出三个铜板塞进他手里，声音低得像蚊子哼：“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家等你。”门外飘着那年冬天的最后一场雪，少年的背影眨眼就消失在村口的老樟树后头。谁也没想到，这一眼竟是半个多世纪的开始。 头几年还有口信捎回来。听说丈夫跟着队伍翻过了武夷山，后来又有人说在江西见到了他。池煜华把这些零碎的消息像宝贝似的收在心里，每天傍晚都搬个小板凳坐在门槛上。邻居婶子看不过去，劝她：“兵荒马乱的，别傻等了。”她只是笑笑，照旧把丈夫的枕头拿到太阳底下晒，好像那人晚上就会回家睡觉似的。 战火越烧越旺，村子换了好几拨人管事。有段时间风声紧，家家户户晚上都不敢点灯。池煜华摸黑坐在堂屋里，手里纳着鞋底，是比着丈夫离家时穿的尺码做的。针脚密得能防雨，一双又一双，转眼就攒了七八双，整整齐齐码在陪嫁的木箱里。 新中国成立那年，锣鼓声从镇上一直响到村里。大家都涌到村头看热闹，池煜华也去了。她在人群里踮着脚张望，总觉得那个穿着军装的身影会突然出现。同村的小姐妹早就嫁了人，孩子都会打酱油了。有媒婆上门说亲，她客客气气地请人家喝茶，临走时说：“我那口子会回来的，这屋子得有人守着。” 日子像村前的小河，不声不响地流走了。她的辫子梳成了发髻，又慢慢染上霜白。那间老屋修了又修，瓦片换过三次，门槛都被踩出了凹陷。每年除夕，她都会在桌上多摆一副碗筷，有时候对着空椅子自言自语：“今天做了你爱吃的粉蒸肉。” 等到八十年代，县里终于查到了消息，她的丈夫1934年就牺牲在长征路上了。民政局的人来送烈士证时，老太太正坐在院子里择菜。她颤巍巍地站起来，双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接过那张泛黄的纸看了很久很久。最后只说：“晓得了，晓得了。” 可第二天，邻居还是看见她坐在门槛上。有人问：“不是都知道了吗？”池煜华望着远处的山路：“万一他们弄错了呢？万一他老了，记不清回家的路呢？”她开始整理丈夫留下的东西：一件穿旧了的褂子，半截用剩的铅笔，还有当年婚书上两个并排的名字。这些物件被她摩挲得发了亮。 村里通了电，修了水泥路，年轻人都往城里跑。只有池煜华还守着那栋越来越旧的老屋。九十年代末，有记者来采访她，问她这一辈子苦不苦。她指着满墙的“正”字，那是她记日子的方式，轻声说：“不等才苦。等着，心里就有个盼头。” 2005年春天，池煜华走了，九十五岁。整理遗物时，人们在箱底发现那些崭新的布鞋，鞋底上的棉线还泛着青色。最底下压着一张1953年的土地证，背面用铅笔写着：“李才莲（丈夫名），咱家分到七分水田，等你回来种稻子。” 这个故事在老家流传了很多年。有人说她傻，有人说她痴。但也许，在那些漫长的夜晚，等待本身已经成了另一种陪伴。她等的早就不只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那个新年夜晚的承诺，是十八岁时的自己郑重说出的那句话。在翻天覆地的时代里，这份固执的守望反而成了最稳定的坐标。 如今老屋还在，成了当地的文物保护点。游客偶尔会来，摸摸那扇被岁月磨光的木门。讲解员总会说起那个坐在门槛上的身影，从青丝到白发，从民国到新世纪。 其实每个家庭都有类似的等待。等一封远方的信，等一个迟归的人，等一句来不及说出口的话。池煜华把这种等待做到了极致，做到它成了她生命的全部意义。这种极致让人心疼，也让人肃然起敬，在这个什么都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总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坚守。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