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湖南平江解放后，有一个乞丐模样的妇人，径直走进了县委大院，当门口的守卫拦住她的时候，女乞丐却说，“我不是要饭的，我是来找县委书记的。” “站住！干什么的？”守卫的枪托横在胸前，金属与砖石的碰撞声刺破寂静。妇人却将脊背挺得更直，泥污覆盖的脸上，一双眼睛灼如炭火，“我要见县委书记。”她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却字字清晰，仿佛每个音节都裹着未燃尽的火药。 守卫的迟疑中，妇人突然掀开破旧的衣襟。褪色的蓝布下，赫然露出一枚铜制徽章，那是平江地下党联络站的信物，边缘已被摩挲得发亮。她的手指抚过徽章上的弹痕，声音陡然低沉，“三年前，我丈夫为掩护同志牺牲在浏阳河畔。临终前，他只说了一句话，‘等解放了，把孩子交给组织。’” 婴孩的啼哭突然划破凝滞的空气，细弱如猫叫，却让在场每个人的神经都绷紧了。妇人解开怀中襁褓，露出一张青紫的小脸，孩子额角有块胎记，形似枫叶，正是地下党传递情报时用的暗记。“这是组织的孩子，”她将襁褓往守卫怀里一塞，“现在，我把它交还给组织了。” 县委书记闻讯赶来时，正看见妇人瘫坐在台阶上，手里攥着半块发硬的糠饼。她抬头望向书记的瞬间，眼眶突然红了，“我等了三年，就为这一天。”风掠过她空荡荡的袖管，那里本该有另一只手臂，却在一次传递情报时被敌人砍断。 平江的春天来得迟，但终究是来了。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县委大院的梧桐叶，照在妇人和孩子身上时，守卫看见，她嘴角终于扬起了一丝笑意。那笑容里，有对逝者的告慰，更有对未来的笃信，在这片经历过血与火洗礼的土地上，新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她叫朱引梅。丈夫徐正坤被捕那夜，转身引敌的背影，是诀别，也是使命的托付，一包一斤六两的黄金，被他缝进她的内衣，从此成了她身上最重的枷锁，也是最深的信仰。 黄金在身，她却不敢用。深山里的野菜，市井中的庙角，十余年流浪，她带着孩子，背着黄金，辉转于生存的缝隙里。饿到极点时，她盯着那包黄金，却从未想过拆开，冷到发抖时，她裹紧破衣，将黄金护得更紧。她不知道组织在哪里，甚至不确定自己能否活到明天，但她知道，这包黄金是丈夫的命，是党的信物，必须交到该交的人手里。这信念，支撑着她熬过每一个寒夜，跨过每一道险关。 平江解放的消息传来时，她正蜷在破庙的角落里，手里攥着那包黄金，仿佛攥着丈夫最后的温度。她一路乞讨，跋涉而来，见到县委书记时，她站着，没哭，只是颤抖着手，从破衣夹层中掏出那包沉甸甸的黄金，声音稳得像块石头，“这是党费，我替老徐，交了。”那一刻，她终于卸下了肩上的重担，却也将丈夫的忠诚与自己的坚守，永远刻进了党的历史里。她泪流满面，却仍边吃边讲，泪水混着食物落入碗中。身旁的孩子瘦弱得几乎站立不稳，而她，也早已被岁月与苦难磨去了往昔的容颜。可当她回忆起徐正坤最后那回望的眼神，诉说着这十年来不敢睡安稳觉的漫长时光，那声音，虽带着颤抖，却始终未曾垮掉，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支撑。 在这看似平凡却又饱含无尽沧桑的讲述中，我们不难想象，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一段惊心动魄又感人至深的故事。那眼神，或许饱含着未竟的嘱托与坚定的信念，那十年不敢安睡的日子，又该是怎样的提心吊胆与刻骨铭心。 就在这时，县委书记肃然起立，他的神情庄重而严肃，缓缓接过那包黄金。这包黄金，承载的不仅仅是物质的价值，更是一个女人用半生苦难所守护的信仰的见证。县委书记没有丝毫犹豫，当场决定要妥善安置这对历经磨难的母子。这一决定，如同一束光照进了她们黑暗已久的生活。 那包金子，连同她那饱含苦难与坚韧的故事，被郑重地记入党史。它早已超越了普通党费的意义，它是一个女人在漫长岁月里，用无数个日夜的煎熬、无数次的担惊受怕，所坚守下来的信仰丰碑。这信仰，如同璀璨星辰，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独特而永恒的光芒，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与信仰的力量，也让我们对那段历史有了更深刻、更敬畏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