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50年，解放军接管被遗忘了4年的边境哨所，发现了8名国民党士兵，他们有4年没发饷了，连军服都已破旧不堪，在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下，为国家牢牢地守住西部边界线。当时解放军战士看到立刻向对方敬以军礼，对方也回敬军礼。这一刻已经超越阶级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为国家领土完整，为民族独立自强而奉献自己生命的好男儿！ 当时解放军第五师第十五团特务连的战士们，接到命令去接管边防。那一路上可真是遭老罪了，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风吹在脸上跟刀割一样。当他们好不容易摸到赛图拉哨所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打鼓的：这地方荒废这么久，还能有人吗？ 结果，门一踹开，所有人都愣住了。 屋里头黑灯瞎火，一股子霉味混合着冻土的腥气扑面而来。手电筒的光柱一扫，墙角那儿，整整齐齐坐着八个“雪人”。 每个人身上裹着好几层烂棉絮，那衣服早就看不出原本的颜色了，补丁摞补丁，说是衣服，其实就是一堆破布条挂在身上。可就在手电光晃过的一瞬间，这八个“雪人”动了。 对面角落里传来一声嘶哑到极点的动静，像是嗓子里含着沙砾磨出来的：“哎呀，总算来了，咋才来换防啊？” 这时候外面的世界早就变天了。南京解放了，北平和平改编了，开国大典的礼炮都响过半年了。可这几个人，还以为是上面的长官派人来换班了。他们哪知道什么国民党、共产党，哪知道什么内战输赢，他们脑子里就一根筋：命令让我守在这，我就得守到下一个人来。 这八个兵，是1946年就上来的国民党整编42师的战士。那时候上级跟他们说：“弟兄们辛苦一趟，守个一年半载，回头咱们就换防，下山吃香喝辣。” 结果这一等，就是整整四年。 电报机早在1947年就坏了，成了个哑巴铁疙瘩。最后一次看到补给驼队，还是1948年的秋天。从那以后，整个世界就像把赛图拉给遗忘了，彻底拔掉了电源。 这四年里，他们就干一件事：活着，守着。 吃的没了怎么办？那就数着米粒过日子。一天一人几粒玉米，泡在雪水里胀大了吃。实在饿急眼了，就把那老牛皮做的军鞋帮子煮了，嚼得腮帮子都酸。 有人可能会问，那怎么不跑？ 跑？往哪跑？哨所外面就是著名的“鬼风口”，你往外迈一步，风就能把你吹回甘肃去。再说了，这帮人虽然没文化，但道理认得死：当兵的，没命令就跑，那是逃兵，那是孬种。 他们中间有个班长叫老马，河南人。这人有点墨水，上山前据说还在开封读过师范。他就是这八个人的主心骨。老马这人倔，梦里头经常背诸葛亮的《出师表》。他拿着刺刀，在哨所那个冰墙上，一笔一划地刻了四个字：“鞠躬尽瘁”。 这四年里，其实原本不止八个人。 最初是一个排的编制。可是这种极寒环境，感冒发烧都能要人命，更别说高原反应和营养不良了。四年里，身边的兄弟一个个倒下。没法土葬，地冻得比铁还硬，根本挖不动。活着的战友就用破棉袄把死去的兄弟裹起来，裹成一个个“冰棺”，整整齐齐码在后院的墙角。 每天早上起来，老马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去后院，给这几座“冰棺”掸掸雪，敬个礼，然后说：“兄弟，今儿个还得我替你站岗了。” 解放军战士了解清楚情况后，眼泪哗哗地流。那个带队的副连长，看着这帮衣衫褴褛的“对手”，心里的敌意早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于是，枪都背到了身后。解放军战士们卸下行军壶，把身上带的干粮拿出来，就在那破屋子里生火做饭。那玉米面糊糊一煮开，热气一冒，这八个国民党兵的眼睛里才慢慢有了活人的光彩。 等到吃饱了有了点力气，老马他们看着解放军这身行头，觉得不对劲。军装颜色不一样，帽子上的徽章也不一样，那是红五星，不是青天白日。 老马颤颤巍巍地问：“长官，这是换防还是撤退？要是没命令，我们可不能走。” 这话一出，现场一个才20岁的小司号员“哇”地一声就哭出来了。他一边哭，一边把自己头上那顶崭新的棉帽子摘下来，直接扣在了老马那个满是冻疮的脑袋上。 老马摸着帽子上那颗红五星，像摸着一块烧红的炭，烫手，但暖心。他嘴里嘟囔着：“一样，都是中国的天。” 解放军战士们主动把这八个人的老旧步枪擦得锃亮，然后，两拨穿着不同军装、代表着不同政权的中国军人，在那片冰天雪地里，面对面站着。 解放军喊口号，敬礼！ 这八个国民党老兵，拼尽全力挺直了那个已经佝偻的腰杆，回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据说，在交接完之后，解放军在翻修哨所的时候，在墙缝里发现了一根生锈的铁管子。拧开一看，里面塞着一张发黄的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句话： “若后人挖到此信，请替我八人告诉老家，山河还在，我们没丢。” 落款是“民国三十五年戍边兵”。 后来，这八位老兵被接下山，安置在了新疆。他们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就在当地转业。虽然历史的洪流把他们冲到了对岸，但在那个特定的时刻，他们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