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杨澜刚回国第一件事就是跟他英俊帅气的丈夫张一兵提出了离婚，并且还说道“错过身价100亿的吴征，我才傻呢”，这句话令张一兵和杨父都愣在原地，但是经过父亲的苦苦劝说，她还是一意孤行的要嫁给这位百亿富豪，没办法，张一兵和杨澜两人只好离了婚。 1995年的北京，秋老虎还赖着不走。我拖着行李箱站在玄关，钥匙插进锁孔转了半圈，又停住了。客厅里传来张一兵翻报纸的声音，沙沙响，像我此刻乱成一团的心跳。 “回来了？”他抬头，镜片后的眼睛带着笑意，起身要接我的箱子，“在纽约待了半年，瘦了。” 我侧身躲开，把箱子往墙边一放，声音比窗外的秋风还凉：“一兵，我们离婚吧。” 报纸“啪”地掉在茶几上，他愣住了，手指还保持着捏报纸的姿势。我看着他衬衫袖口磨出的毛边——那是我去年给他缝的，突然觉得有些陌生。 “为什么？”他的声音发紧。 “我要嫁给吴征。”我直视着他，把 rehearsed 了一路的话说出口，“错过他，我才是傻子。”这话像块冰，砸在空气里，冻得人发僵。 门“吱呀”开了，父亲站在门口，手里还攥着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葱。“澜澜，你胡说什么！”他的手抖得厉害，葱叶上的泥掉在地板上，“一兵哪里不好？你们从大学在一起，他对你……” “爸，”我打断他，“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我从包里抽出一份文件，“离婚协议我带来了，字我已经签好了。” 张一兵捡起报纸，又慢慢抚平褶皱，像是在跟自己较劲：“在国外发生了什么？” 我想起在纽约的晚宴上，吴征举着香槟跟我聊媒介投资，他眼里的光比水晶灯还亮：“未来的媒体版图在亚洲，你该回来做自己的平台。”那一刻，我突然看清了自己想要的——不只是话筒前的主持台，是能自己掌舵的船。 “我想做自己的节目，”我尽量让语气平静，“他能帮我。” 父亲把葱往地上一摔，红了眼眶：“你忘了小时候在上海外婆家，你说长大了要做个让人尊敬的人？现在为了钱……” “不是为了钱！”我提高了声音，又猛地压低，“是为了能说了算。在央视，我永远是‘主持人杨澜’，可我想做‘制作人杨澜’。” 张一兵沉默了很久，突然笑了笑，拿起笔：“我签。”他的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只是没想到，你想要的是这些。” 我别过脸，不敢看他签字的手。想起1986年，我刚进北外，他在迎新晚会后台递给我一瓶橘子汽水，说“你的英语发音像BBC”；想起1990年，我第一次录《正大综艺》，他蹲在演播厅角落，举着个傻瓜相机拍我，闪光灯亮得刺眼；想起去年他帮我收拾去美国的行李，在一本《英美文学史》里夹了张纸条，写着“等你回来”。 这些画面像老照片，泛黄了，却还带着温度。可我知道，回不去了。 民政局门口，张一兵把离婚证递给我，手指碰到我的指尖，像触电似的缩回去。“照顾好自己。”他转身就走，背影在秋风里显得格外瘦。 父亲没来送我。我上车前，他在阳台喊了句：“路是你选的，别后悔！” 车窗外，北京的胡同慢慢往后退。我摸着包里的离婚协议，突然想起十岁那年从上海回北京，父亲牵着我的手过马路，说“澜澜要做个有主见的姑娘”。那时的主见，是敢在课堂上纠正老师的发音；现在的主见，是敢撕碎安稳的日子，往未知里闯。 吴征的车在前面等我，他降下车窗，笑着朝我挥手。我深吸一口气，拉开车门。后视镜里，民政局的红墙越来越小，像被秋风吹淡的影子。 后来有人问我，是不是真为了那百亿身家。我总会想起那天张一兵签字的手，想起父亲摔在地上的葱。或许吧，只是当时的我太清楚，有些转身，不是因为谁更好，而是因为，往前走的力气，已经大过了回头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