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胡宗南爱将戴中溶，潜伏被抓判十年，某天醒来后，发现牢门大开，没人管。他推醒9名狱友，走出房门，全愣了。 他们几人是政治犯，天天等着被拉去枪毙。此刻，成了监狱里唯一的活人。 但如今，牢门开着，也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就能活。他们只能硬着头皮，朝监狱的大门走去。 身陷监狱的戴中溶，曾是胡宗南最器重的爱将。 他担任胡宗南长官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兼电讯科科长，少将军衔，手握西北军队核心电讯权。鲜有人知，他是我党安插在敌营的潜伏者。 1947年，胡宗南筹备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兵力部署、行军路线等绝密信息，戴中溶都第一时间传给组织。 这份情报让我军提前做好防御，彻底打乱了胡宗南闪击延安的计划。事后中央专门发电嘉奖。多年后国民党复盘此战，直言戴中溶是他们功亏一篑的关键。 他们始终没看透，这位看似不问政治的电讯专家，早已心向革命。 戴中溶能进入胡宗南核心圈层，靠的是真本事。 他是上海嘉定人，考入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后，师从中国无线电先驱张廷金，电讯功底扎实。张钟俊教授很看好他，毕业时推荐他去军队历练。 当时西北军队急招电讯人才，多数同学嫌西北偏远不愿去。戴中溶怀着“通讯救国”的想法，独自奔赴胡宗南部。 那时胡宗南正大力建设军队电讯。此前部队通讯全靠骑兵传信，经常延误战机。戴中溶到任后，短短几个月就搭建起通至营一级的无线电通信网，前线情报能实时传回指挥部。 胡宗南十分高兴，当众夸赞：“中溶，西北电讯离不了你！” 戴中溶很快被提拔，一路做到少将，月工资130块大洋，是普通士兵的十倍还多。胡宗南常跟身边人说，戴中溶只懂技术不问政治，最可靠。 但胡宗南不知道，越靠近权力核心，戴中溶越看清国民党的腐败。 部队里走私成风，军官克扣军饷、聚众赌博。抗战时仓促上阵损兵折将，内战时却劲头十足。这些都让戴中溶满心失望。 他常读共产党人的著作，彻夜难眠，投身革命的想法越来越坚定。 1938年底，戴中溶见到了已是共产党员的妹妹黄葳。他直言：“国民党烂到根了，我不想再跟着他们混，我想去延安。” 黄葳把他的想法上报中央。组织答复，让他继续潜伏，还特意派王金平以副官身份留在他身边联络。 组织叮嘱他：“你在胡宗南身边的价值，比去延安大十倍。切记严守纪律，不可妄动。” 此后几年，戴中溶借着能自由出入译电室的便利，把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部队调动电文一一传出去。他不多拿一份文件，不多说一句废话，在敌营里隐蔽工作。 1947年，平静的潜伏生涯被打破。 北平中共秘密电台被军统破获，牵连了整个北方情报网。西安联络点的书店老板被捕，王金平也没能幸免。 当时戴中溶正在延安周边考察电讯，胡宗南突然来电，说派专机接他回西安面谈。戴中溶心里清楚，怀疑找上门了。 身边人劝他趁机投奔延安。他摇头说：“我经营的情报网不能没人守，我潜伏这么多年没留半点破绽，没理由逃。” 回到西安当天，他就被押进审问室。军统特务轮番逼问，翻遍他的住所，也没找到通共证据。 特务恼羞成怒，以“与延安亲属往来密切”的莫须有罪名，判了他十年徒刑。 他先被押往南京军统看守所。同案的十七八位同志中，有五人在雨花台被公开枪毙。多亏胡宗南暗中周旋，他才保住性命。 后来南京战事吃紧，他又被转押到杭州监狱，和另外九名涉案军人关在一起，只能等着被处置。 杭州监狱关押着数千名政治犯。那段日子，戴中溶过得格外煎熬。 每天天不亮，看守就会打开牢门叫号。被点到名字的人，直接拉出去枪毙。监狱里每天都能听到枪响。 同牢的狱友常对着墙壁叹气：“怕是明天就轮到我们了。” 戴中溶心里清楚，所谓十年徒刑就是幌子。国民党败局已定，肯定会在撤退前杀光他们这些政治犯。 他们能做的，只有每天等着那声叫自己名字的呼喊。没人知道希望在哪，也没人敢奢望活着走出监狱。 他们唯一的默契，是每天互相提醒：记住自己为何坚持，哪怕死，也不能丢了革命者的骨气。 1949年5月1日，这份煎熬终于结束了。 戴中溶和狱友走出监狱大门，正好遇上路过的解放军野战军。他们这才知道，杭州马上要解放，看守早已连夜逃窜，连牢门都忘了锁。 野战军要继续追击残敌，没法留下来保护他们。戴中溶和狱友商量后，决定原地等候。 没过多久，一支两千人的驻防部队开进监狱。他们听说这里住处多，特意来驻扎。 戴中溶立刻找到部队领导说明身份。对方很快帮他联系上当地地下党。失联两年多的他，终于重新接上了组织的线。 建国后，戴中溶赶赴北京，找到当年的联络人罗青长。在罗青长的安排下，他进入解放军通讯部队，彻底结束了潜伏生涯。 此后，他把毕生所学都用在了建设新中国上。他参与研制开国大典电控升旗装置，为抗美援朝改装电讯器材，主持建设我国第一个长波授时台，还投身半导体事业，成为中国芯片产业的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