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美国，吴若兰正翻看来自国内的《光明日报》，不经意间，眼睛扫过一篇文章的署名，顿时，她心跳加速激动万分。 这哪里是普通的名字！这是她找了整整十年的亲哥哥啊！手里的报纸差点滑落在地，她反复摩挲着“吴天一”三个字，指尖都在发颤——自1970年通信中断后，多少个日夜，她都在担心这个执意扎根青藏高原的哥哥，怕他扛不住高原的风雪，怕他被病痛缠上，甚至怕他早已不在人世。 吴若兰和吴天一是血脉相连的兄妹，从小感情极深。1958年，23岁的吴天一刚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就收到了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目标是攻克困扰高原人民的“高原病”。那时的青藏高原，医疗条件极端落后，海拔4000米以上的牧区，牧民们常常因为缺氧、肺水肿等疾病不明不白死去，支援建设的工人也频频中招。 吴天一拿着那份盖着红章的通知，跟家人说“国家需要我，我必须去”时，吴若兰哭着劝他：“哥，那边太苦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可吴天一态度坚决，只拍了拍妹妹的肩膀：“兰兰，医者仁心，那边的人更需要我。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谁也没想到，这一去，就开启了兄妹俩聚少离多、后来甚至音讯断绝的十年。 这十年里，吴若兰远渡美国，心里却始终牵挂着哥哥。她托国内的亲友打听消息，可高原牧区交通闭塞，吴天一又常年在草原上奔波，消息总是石沉大海。有时听到“高原上有人因考察遇难”的传闻，她都要失眠好几天，一遍遍对着家乡的方向祈祷。她怎么也想不到，再次“见到”哥哥的消息，竟是通过一份跨越重洋的报纸。 而此刻让她魂牵梦萦的吴天一，在青藏高原上正经历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磨砺。刚到青海西宁，他就主动申请去海拔最高的牧区调研，第一次进藏就遭遇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痛欲裂、胸闷气短，躺在床上三天三夜连水都喝不下。可缓过来的第一件事，他就背着药箱、骑着马，往更深的草原走去。 这十年，他成了高原上名副其实的“马背院士”。骑着马走遍青海、西藏、甘肃的牧区和戈壁，哪里有牧民，哪里有建设工地，哪里就有他的身影。白天，他给牧民看病，详细记录每个人的症状、生活习惯，甚至跟着牧民一起放牧，观察他们的作息饮食；晚上，就在简陋的帐篷里借着煤油灯的光整理数据，常常一干就是通宵。 有一次，为了追踪一位突发高原肺水肿的牧民，他在暴风雪中骑马狂奔几十里，膝盖被冻得失去知觉，落下了终身的关节炎；还有一次在海拔5000米的唐古拉山考察时，他突然呼吸困难，差点窒息，是身边的藏族向导用酥油茶和草药及时救了他。这些苦，他从来没对家人说过，怕他们担心，更怕有人劝他放弃。 他心里憋着一股劲——一定要摸清高原病的规律，让牧民和建设者们不再受病痛折磨。1980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这篇《高原适应的强者》，正是他十年心血的结晶。文中那些精准的数据、切实可行的防治方案，都是他用双脚丈量高原、用血汗换来的，这也是他首次系统提出“高原适应不全症”理论，为中国高原医学奠定了基础。 吴若兰反复读着文章，字里行间都是哥哥的执着与坚守。她仿佛看到哥哥黝黑粗糙的双手，看到他被风雪吹红的脸庞，看到他在帐篷里灯光下伏案疾书的身影。那一刻，所有的牵挂、担忧、思念，都化作了滚烫的泪水。她立刻提笔给国内写信，通过亲友辗转联系，终于在不久后收到了哥哥的回信——吴天一一切安好，只是因为常年在高原，身体落下了不少毛病，但他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有人说吴天一是“自讨苦吃”，放着城市的舒适生活不过，偏要去高原遭罪。可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知道，他心中装着的，是医者的责任与担当，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赤诚。在那个年代，多少像吴天一这样的科研工作者，放弃优渥条件，扎根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用青春和热血铺就国家发展的道路。 后来，吴天一的研究成果挽救了无数生命。青藏铁路建设期间，14万筑路大军靠着他制定的高原病防治方案，实现了“无一例因高原病死亡”的奇迹，被国际高原医学权威称为“医学史上的壮举”。而这份跨越十年的兄妹牵挂，也成了岁月里最温暖的注脚——真正的亲情，是无论相隔多远、多久，都坚信对方会坚守初心，也永远为对方的选择默默支持。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