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一位82岁的老奶奶来到重庆白公馆，她走到一张男子的照片下，突然，停下脚步，眼泪婆娑地来回抚摸照片，哭着说道：“我来看你来了。” 这位老奶奶是时隔多年再次来到这里，照片上的男子是她的丈夫许晓轩。 谁能想到，这张被玻璃罩保护的黑白照片，竟承载着一位老人半个多世纪的思念。老奶奶的手布满皱纹，指腹带着岁月磨出的粗糙茧子，却在触碰玻璃的瞬间变得格外轻柔，仿佛怕惊扰了照片里那个眉目清朗、戴着眼镜的青年——那是她记忆中24岁投身革命时的模样，也是永远定格在33岁的英雄容颜。她的哭声不大，像秋夜的细雨断断续续，却字字戳心：“当年你说去重庆办刊物，怎么一去就不回来了？1981年我来过一次，没敢多停留，如今腿脚虽不利索，却总想再看看你。” 周围的游客渐渐停下脚步，没人敢轻易打扰。有年轻导游轻声向身边人介绍，许晓轩是《红岩》中许云峰、齐晓轩的原型之一，1940年因叛徒出卖被捕，辗转关押于贵州息烽集中营、重庆白公馆，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在大屠杀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年仅33岁。老奶奶似乎没听见这些，她只是凝视着照片，手指顺着照片里男子的轮廓慢慢滑动，像是在抚平他衣襟上的褶皱。“你走的时候，咱们的馨儿才八个月大，襁褓里嗷嗷待哺，总在夜里哭着找爸爸，我只能抱着她对着你的照片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干大事’。”她的声音带着颤音，眼角的泪珠砸在玻璃上，晕开一小片水渍，“现在馨儿也当了奶奶，我终于能安心地来见你了。” 没人知道，这趟重庆之行，老奶奶筹备了整整十年。年轻时为了拉扯女儿长大，她起早贪黑种庄稼、做针线活，连一张去重庆的火车票都舍不得买。好不容易等孙辈成家立业，她又患上了腿疾，走路都要拄着拐杖，可心里那股念头却越来越强烈。出发前，她翻出了压在箱底的一个蓝布包，里面裹着一封许晓轩1947年从白公馆狱中带出的信，纸页已经泛黄发脆，上面的字迹却依旧工整：“七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你受苦了，多关心孩子，让她成为有用之人。”这封信，她看了无数遍，边角都被摸得发亮，信里没提一句抱怨，只字未提狱中酷刑，却在字里行间藏着对家人的愧疚与牵挂。 当年许晓轩投身革命，老奶奶不是没有过顾虑。她知道办《青年生活》刊物、发动群众抗日救亡这条路危险重重，却从没阻拦过，只是每次他出门，都会默默为他准备好干净的衣物和藏着零钱的干粮。她还记得最后一次送他出门的场景，村口的老槐树下，他笑着说：“等革命胜利，咱们就盖新房，教馨儿读书写字。”可她等来的，却是1950年那封迟到的烈士通知书。那天她抱着通知书，在老槐树下坐了整整一夜，眼泪流干了，就对着远方喃喃自语：“我等你，一直等。”她后来才知道，丈夫在狱中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带领难友们用俄语传递消息、拒绝敌人的“政治攻心”，甚至为了不刻反动标语故意摔断手臂，始终坚守着“宁关不屈”的誓言。 半个多世纪里，老奶奶从没再嫁，她守着那个家，守着对许晓轩的承诺，把女儿抚养成人。有人劝过她，说许晓轩大概率是不在了，让她为自己活一次，可她总是摇摇头：“他是为了大家的好日子才牺牲的，我得替他看着这太平盛世。”直到几年前，孙辈在网上查到了许晓轩的事迹，看到了他临刑前把外衣披给难友、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记载，老奶奶才知道，她等的人，早已化作了歌乐山上不朽的丰碑。 如今的年轻人，或许能从课本里读到《红岩》的故事，能说出许云峰的名字，却未必能体会到这份跨越生死的坚守。当我们在享受和平生活时，是否还记得那些像许晓轩一样的先烈，他们在狱中遭受酷刑却始终不屈，用生命换来的不仅是国家解放，还有“狱中八条”这样警醒后人的血泪嘱托？老奶奶的眼泪，不仅是对爱人的思念，更是对那段烽火岁月的铭记，对革命信仰的致敬。 她在照片前站了很久，直到腿脚发麻才被孙辈扶起。临走时，她又回头望了一眼照片，轻声说：“我下次再来看你。”那语气，像是在和远行的丈夫道别，又像是在对自己许下承诺——替他多看看这来之不易的美好河山。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