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9岁的马一浮丧妻，他发誓不再续娶，岳父同情他，便问他：“我三女……

1901年，19岁的马一浮丧妻，他发誓不再续娶，岳父同情他，便问他：“我三女……” 岳父推门进来，看着这个一夜之间白了少年头的女婿，心疼地叹了口气。 马一浮没说话，眼神空洞地望着灵位前那方绣帕，那是汤仪生前亲手所绣。他眼皮动了动，却只是低声应了一句：“多谢岳丈好意。仪儿无人可代。” 两年后，马一浮登上前往美国的轮船。彼时他手中拎着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的不是衣物，而是《易》《诗》《礼记》等古籍，还有那块已经褪色的绣帕。 他没告诉别人，临行前夜，他去绍兴城郊的桂花树下站了很久，那是汤仪送别他的地方。 马一浮在美国待了四年，他读书不多与人谈话，白天在哥伦比亚大学听哲学课，晚上一个人窝在宿舍的油灯下抄写经文。他不是为了学西学而去的美国，而是为了避开所有熟人，为了躲开那种不停有人介绍婚事的尴尬。 他没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也不愿去中国留学生组织聚会，别人说他古怪，他听了只是笑。 1907年回国后，马一浮回到绍兴老宅。他没入仕，也没谋教职。他在自家后院建了一座小屋，把它命名为“养静斋”。有人劝他出仕做官，他摇头说：“心未安，仕何为？” 此后几年，他闭门读书，偶尔为邻家孩子讲讲经义，但谢绝任何官职邀请。 抗战爆发前，杭州有大学请他出山讲学。他推门而入，看了眼讲台上的牌匾，只说：“讲则讲，官我不做。”学校开课那日，马一浮穿着旧长衫，抱着几本《中庸》《大学》，走进课堂。 他不讲西学，也不按课纲，只讲“六艺”、讲“义理”。 1937年夏，日军逼近浙江，浙江大学准备内迁，校方劝马一浮一同西去。他却带着藏书与几位学生悄悄进入浙南山区。 住的地方是间破庙，白天读书写字，夜晚以油灯照明。他每天固定整理笔记，那些纸张用来写《泰和宜山会语》。敌机轰炸时，学生冲出去避难，马一浮却转身扑向桌子，一把抓住书稿，结果手被瓦砾划出三道口子。 他用毛巾缠住，也不吭声，继续抄写。 那几年，《泰和宜山会语》写了三易其稿，直到1944年初稿成形。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用白话文，他说：“此心所安，不可弃也。” 抗战结束后，马一浮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许多人都觉得马一浮这次终于要“出山”。但他上任不到三个月就辞职了。 他在辞职信中写得很直白，说“学术不容俗扰”。 从校门口走出的那一天，马一浮回到孤山。他租了一座旧园，园中种梅。他每天清晨扫地，午后读书。学生再来问他为何不愿再做校长，他只是说了一句：“讲学可养道，权位只扰心。” 他晚年时，复性书院成立，他亲自讲《易经》，但从不收束脩。他说讲学是因缘，不是生意。1967年春，他病重住在西湖边的小院中。病床上，他让学生取来他写到一半的《尔雅台答问》。 最后一页只写了几个字，中间隐约有个“仪”字。 他去世那天，西湖梅花未开，学生为他整理遗物时，枕下那块绣帕仍被压得整整齐齐，针脚虽已模糊，却不曾散乱一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