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0月，任弼时被捕，敌人派兵将他押往安庆。船上，许多旅客上前围观。任弼

1928年10月，任弼时被捕，敌人派兵将他押往安庆。船上，许多旅客上前围观。任弼时忽地瞥见人群中有一个人很面熟，他正准备打招呼，突然想了想，不能这样冒失。   1928年的长江水面上，在一艘向安徽安庆驶去的船上，混在各色行商旅客中的，是一个看似普通的生意人，但他脚踝上的铁镣和身后紧盯着的持枪士兵，无声地昭示着他特殊的囚犯身份。   此时的他不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共产党领导人任弼时，而是一个叫“胡少甫”的倒霉商人。   当彭佑亭挑着担子挤进这嘈杂的船舱时，根本没想过会撞见这一幕，他是走街串巷的小买卖人，在这个码头上船，本是为求生计。   那个被押解的年轻人让他心头一跳——那是他熟得不能再熟的老乡，就在彭佑亭嘴唇微张，那个名字即将脱口而出的刹那，一道冰冷而锐利的目光猛地射了过来。   任弼时没有任何多余的肢体动作，只是死死地盯着老乡，那眼神里没有重逢的喜悦，只有严厉的制止和生死的警告。   彭佑亭是个在江湖上行走的人，也是个极其机灵的汉子，那股到了嘴边的热络劲硬生生被这道寒光逼回了肚子里。   但消息必须传出去，在这看似毫无交集的同船共渡中，在周围嘈杂的人声掩护下，任弼时看似语无伦次地念叨着家常，什么老家乱了，媳妇在上海空等云云。   不明就里的旁人只当是囚徒的呓语，但角落里的彭佑亭听懂了，这根本不是什么胡话，这是一封没有纸笔的绝密加急电报。   彭佑亭一下船，生意也不做了，连那点用来糊口的货物也顾不上，揣着这份性命攸关的情报，跨越千里直奔上海。   上海的雨夜，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接到了这个炸雷般的消息，没有时间留给眼泪，地下党这部精密的机器随着情报的到来立刻全速运转起来。   而在安庆阴湿的牢房里，敌人显然感觉到了眼前这个年轻人的不凡，老虎凳、灌辣椒水、甚至动用烙铁，酷刑轮番上阵。   但任弼时的回答始终像那千斤重的镣铐一样死硬：我就是个纸庄伙计，叫胡少甫，哪怕脚底被烧得皮开肉绽，他也咬死这一个身份不松口。   与其同时，另外两名一同被捕的同志也在经受考验，虽然没有串供的机会，但在严刑拷打下，他们宁愿牺牲自己，也坚称跟这个“胡少甫”不熟。   此时，千里之外的长沙，一场为了要把“谎言”变成“铁证”的行动正在铺开，陈琮英忍着刚失去幼女的巨大悲痛，协助组织联系上了长沙的“伟伦纸庄”。   为了营救任弼时，一套天衣无缝的假账本、假履历被迅速炮制出来，连那里的真正伙计们都统一了口径。   当特务们满腹狐疑地跑到长沙实地核查时，所有的人证、物证都极其巧合地对上了，真的有伟伦纸庄，真的有个伙计叫胡少甫，真的被派去安徽收账。   这就是那个年代共产党人的智慧与能量，硬生生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造出了一个“真实”的世界。   特务们抓不到把柄，面对如此确凿的“商业背景”，只能以“误抓”收场，1929年初春，依然是以“胡少甫”的身份，任弼时迈出了监狱的大门。   仅仅几个月后，他在上海再次落入虎口，这一次，他用生吞绝密文件的决绝方式守住了秘密，尽管后来在中央特科的营救下死里逃生，但背上遭到的残酷电刑，给他的身体留下了无法逆转的创伤。   1950年，新中国成立仅仅一年，这位为了革命事业耗尽最后一滴心血的战士，在他46岁的盛年轰然倒下。   那两名用沉默掩护他的战友，那个舍弃生意千里报信的货郎，还有那个为了营救丈夫痛失爱女的妻子，共同筑起了那段岁月中坚不可摧的红色防线。  主要信源：（《任弼时传》、《中共党史人物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