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张大千的四姨太正在拜师，她身穿一袭旗袍，身上戴着珍珠项链和手镯，显得

1968年，张大千的四姨太正在拜师，她身穿一袭旗袍，身上戴着珍珠项链和手镯，显得既尊贵又洋气......   张大千这一生，好像自己亲手泼出的墨，浓烈、翻涌，又处处留白。画坛记住他，是因为他从敦煌壁画到泼彩山水，把古法与新意熬成了一锅独有的笔墨；而那些走进他生命的女人，则构成了他笔下仕女之外、更隐秘的一层画心。   故事最早要从一段未竟的青梅说起。少年时，他与表姐谢舜华指腹为婚，课堂上她把作业抄在掌心，只为在他挨罚时悄悄递个眼色。   原本是旁人眼里水到渠成的姻缘，1919年却因谢舜华病逝戛然而止。人已不在，他既赶不上奔丧，只好把自己交给冷清的禅房，在松江剃度为僧，法名“大千”，像是借佛门来安葬那段再也回不去的青春。   没过多久，他又还俗重入尘世，这段出家与还俗，成了他后来反复在旧情与新缘之间摇摆的隐线。   重回俗世的张大千，很快被家庭、婚姻与名利层层裹住。曾正蓉遵父母之命嫁入张家，丰腴温顺，照顾公婆孩子，把柴米油盐一肩挑起。   黄凝素年轻貌美，又略通画理，在他成名的那些年，既是生下八个子女的母亲，也是灵感不时跃出的镜子。只是随着子女渐多、家务堆积，她与他那颗越来越飘的心，渐行渐远。   在画案前，他日夜与古人对话，借临摹宋元名家和研究敦煌壁画磨砺笔墨，又在仕女画中反复描摹自己心里的“娴静娟好”“林下风度”。   他坦言不过是比常人更仔细地看女人一眼，实则是把对“美”的近乎苛刻的标准，投在纸上，也投向现实。才华与豁达让他周围从不缺仰慕者，情感经历因此愈发复杂。   真正改变他晚年生活轨迹的，是第四任妻子徐雯波。她原本只是大女儿张心瑞带进画室的同学，梳着双丫髻，怯生生站在门边，却用一双明亮的眼睛把画墙看得仔细。   那一刻，他仿佛又看见了油菜花田间回眸一笑的旧人。自此，她成了画室常客，在松烟墨香与玉兰花气里，一点点从学生变成知己。   1947年，两人在反对声中成婚。新房里，她特意把他早年的工笔画挂在最显眼的地方，像是在替他保存那些被雨夜扔出的旧画，也替他守住心里那一缕不肯烂掉的情感痕迹。   与前三位妻子不同，徐雯波不只想做张太太，她一早就把自己放在“画家”这个位置上。张大千忙于教子弟，她便另寻出路，拜齐白石、欧豪年，再到台湾又拜入马寿华门下。   那一身墨绿旗袍、跪地奉茶的场景，不只是礼数，更是她公开向画坛宣告，自己要凭本事闯出一条路。   1949之后，张大千远走他乡，敦煌的黄沙被换成了海外的云山。无论在巴西、美国还是后来落脚台湾，他几乎从未放下画笔，泼墨泼彩成了他立在世界画坛的名片。   徐雯波则一边操持家务，一边在各位名师门下磨练技法，从依附丈夫的“画中人”，慢慢变成可以独当一面的画家。   1968年，他们在台北举行的那场拜师礼，是两条人生线索正式合流的时刻。一头是早年临古出身、已成宗师的张大千，一头是从画室门缝探头的小姑娘成长而来的中年女画家。   她在丈夫与师长注视下跪地拜师，既是承接张大千一路走来的笔墨血脉，也是为自己争取一个与他比肩的身份。   晚年的张大千眼疾严重，画案前的很多细节，都要靠徐雯波替他辨色、代笔。那幅屡屡被他钤上鸡血石印的《云山万众寸心千里》，既是漂泊海外的心迹，也是夫妻两人共同完成的见证。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的目光仍停在未完成的荷花上；而在他留下的字条里，“初见雯波，恍见故人”这一句，也把少年时期那段早夭的恋情，与晚年这段跨越年龄与世俗的婚姻，悄悄缝在了一处。   他离世之后，徐雯波一度无法面对满室遗物，最终选择把那幅《云山万众寸心千里》捐给博物馆，让这段故事交给时间和后人评说。   自己则带着张大千留下的作品与声名，继续在世界各地筹办展览、推动交流，把他的画、也把她自己的画，一起送上更广阔的舞台。   回头看，张大千一生中那些看似散乱的情感线索，从谢舜华到几位妻子，再到徐雯波，并不只是风流故事，而是他如何在“忘不掉的旧人”和“走在身边的新伴”之间，寻找出口的过程。   画里的山水，可以一泼再泼重来，人生的笔墨却无法收回。最终陪在他身边的，是那个当年从门缝探进目光的小姑娘，也是愿意跪在画坛长者面前，替自己争一条路的女画家。   她让这位大画家在漫长的漂泊之后，至少在感情上，有了可以安放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