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校也有专车，独立四合院。还有警卫员两人，厨师一人。我家老邻居赵国威就是这样一位大校——延安抗大的讲师，建国后当公安军政治部主任兼秘书处秘书长，1955年授衔那天，他接过肩章只说了句“够了，够了”。 现在年轻人可能对“抗大讲师”没概念，那可是给未来的开国将领们上课的地方！赵叔当年在窑洞里点着油灯写讲稿，教的是《矛盾论》《实践论》，后来很多学员成了将军，他倒成了“幕后先生”。可您看他的待遇，搁现在听着挺“高级”，但他家里连个像样的沙发都没有，藤椅坐出包浆了也不让换，说“当年在前线裹着草席睡觉，这已经是天堂”。 最让我难忘的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战争年代没死就是最大的幸运。”有回我爸问他咋没当将军，他哈哈笑：“多少战友埋在长征路上、埋在朝鲜冰原？我能活着给国家写材料，已经占了大便宜。”那时候才懂，老一辈的“官架子”，原来是把自己看得比谁都轻——待遇是组织给的责任，不是炫耀的资本。 现在小区里大爷下棋还爱聊他，说“赵大校的四合院，门永远敞着”。物质条件好了，但这种“没架子”的劲儿，咱得记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