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外出和朋友打桥牌时，突然感觉浑身燥热，心慌不止，总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也没有了打牌的心思，于是她急忙回家。 牌桌上她一向手稳，那天却连抓牌都在抖，对家劝她喝口茶缓缓，她摆摆手，心里像堵了团湿棉花，闷得发慌这种感觉，自打杜月笙1951年走后，还是头一回这么强烈。 姚玉兰冲进大门时，管家正站在楼梯口搓手，脸色比墙上挂的水墨画还白。 “七少爷……关在房里一天了，喊门没应声。”她脚步没停，直往二楼冲，木质楼梯被踩得吱呀响。 撞开房门的瞬间，阳光斜斜地打在地板上，床上的人安静躺着，旁边散落着几个空药瓶，浅棕色的液体在床边积成一小滩，那是她再熟悉不过的安眠药。 这个19岁的少年叫杜维嵩，杜月笙最小的儿子。 圣约翰大学文学系的课堂上，他总坐在靠窗的位置，笔记本上抄着徐志摩的诗，偶尔抬头看看窗外的梧桐树。 同学说他“有点闷”，只有相熟的朋友知道，他钢琴弹得极好，指尖在琴键上跳起来的时候，眼睛里才有光。 谁也没料到，压垮他的是前一天下午的理发店。 南京东路那家老字号，他常去。 那天钱包被偷了，老板叉着腰站在门口骂：“没钱装什么阔少爷？骗吃骗喝的富家败类！”围观的人跟着哄笑，有人指指点点说“这不是杜月笙家的小崽子吗”。 他攥着空口袋站在人群里，脸涨得通红，像被人扒了层皮，转身跑回家时，衬衫后背全湿了。 姚玉兰后来在他枕头下翻到本日记，最后一页写着：“他们说我是黑帮的儿子，可我连爸爸的样子都快记不清了。”杜月笙活着时，杜维嵩是法租界里被捧着的小开，要月亮不敢给星星；父亲走后，香港的家产被分了些，上海的老宅子也收归国有，他突然从云端落到地上，连买本诗集都要算着钱花。 同学背后的议论，街头偶尔投来的白眼，像细针一样扎着这个敏感的少年。 我觉得，那个年代的父母或许都没意识到，孩子的沉默有时不是懂事。 姚玉兰总说“男孩子要坚强”，却没问过他在学校有没有受委屈；家里的老佣人还喊他“少爷”，可镜子里的人早就没了少爷的底气。 那天从理发店回来，他把自己锁在房里，谁敲门都不开，姚玉兰以为是小孩子闹脾气，想着第二天就好了她哪里知道，那扇门里，少年正在一点点掐灭自己的光。 后来姚玉兰常常坐在杜维嵩的钢琴前，手指划过冰冷的琴键。 琴上还放着他没写完的曲子，最后一个音符停在半空，像一声没出口的叹息。 她终于明白，那天牌桌上的心慌不是错觉，是19年的溺爱和疏忽，是街头那几句轻飘飘的辱骂，一起把那个爱写诗的少年，推到了再也回不来的地方。 有些伤口看不见，却能让人疼到撑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