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对日本的认知史上，戴季陶的地位堪称独一无二。 作为留日多年、深谙日本历史文化与政治肌理的“头号日本通”，他不以情绪化的谩骂或片面的吹捧定义日本，而是在1927年那个中日关系暗流涌动的节点，以《日本论》为载体，完成了中国人对日本首次系统、深层的理性剖析。 戴季陶的《日本论》，在日本的受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中国，战后被多次翻译再版，日本人重视这本书，只因它首次让日本人看到，中国人竟能如此平心静气且入木三分地解构其民族本质。 在老黑看来，戴季陶的日本认知，既跳出了“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也摆脱了“知识上的义和团”式偏见，即便放在当下，依旧能够呈现出兼具历史深度与现实警示的重要价值。 戴季陶对日本的认知，根植于他与日本数十年的深度羁绊。 戴季陶，13岁时受日本教习小西三七的启蒙，习得日语与日本文化的感性认知；留学日本期间，师从神道宪法学派代表笕克彦，深刻洞悉日本神权思想的内核；后来更以孙中山秘书的身份频繁往来中日，与日本政界、学界多有交集，这些经历让他得以跳出书本，从历史、文化、社会多个维度触摸到了日本的真实脉搏。 他在《日本论》开篇便痛心疾呼：“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不知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而中国人研究日本却粗疏空泛，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的闭关自守’。” 那个时候，戴季陶就以一种近乎痛斥的语调提醒国人，一定要以理性态度直面日本，这个回避就可能带来灾难的邻国。 戴季陶对日本的剖析，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是他揭穿了日本“双重人格”的民族本质。 戴季陶指出，日本既是“中华文化的弟子”，隋唐以来遣唐使照搬中国文字、礼仪、制度，骨子里藏着对中华文明的敬畏；又是“脱亚入欧的叛逆者”，明治维新后全盘学习西方，却抛弃了儒家文化的“仁恕之道”，滋生出“弱肉强食”的军国主义思想。 在他看来，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并非偶然，关键在于“有时代的切实要求，有人民共同的信仰”，这种信仰源于神权思想，“天皇的神格”成为国民精神的凝聚核心，而武士道精神则为其注入了“尊王攘夷与开国进取”的双重气魄。 但这份成功的背后同时又暗藏着隐患：“他的民族主义开始的时期已经包含着帝国主义的胎种”，从丰臣秀吉的大陆野心到德川时代的史学著作，征服周边民族、建立大帝权的欲望很早就深埋进了其文化基因中。 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戴季陶的洞察尤为锐利。 他批判田中义一内阁的对华政策，将其形容为“町人根性上面穿着武士道的外套”，直指日本军阀“没有施政理想，只懂敷衍现状，一心想左右中国政治以保本国地位”。 更具前瞻性的是，他揭示了日本的“蝎形政策”：以台湾窥伺华中、华南及东南亚，以辽东半岛控制渤海湾，由满蒙而华北，逐步蚕食中国的侵略蓝图。 那个时候，戴季陶就断言：“日本所有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并不是那一个日本人独创出来的，全部责任是在日本建国的主义上，在日本统治者阶级思想上，在日本政治社会的组织上。” 这种判断超越了个人层面的谴责，直指制度与文化根源，后来的济南事件、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无不印证了他的预警并非危言耸听。 在错综复杂的中日关系中，戴季陶提出的“为妃为仇”这一辩证论断，今日看来，依旧是深刻睿智的。 戴季陶说：“中国能刻苦奋发，自致富强，为亚洲作盟主，为世界进文明，则日本为中国之妃，不然，则为中国之仇，而非中国之敌也。” 戴季陶的这个论断，既承认中日文化的亲近性，又不回避民族利益的冲突，他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侵略并非单纯的军事行动，更是文化与信仰的扩张，而抵御的根本在于中国自身的强大与精神凝聚。 他赞赏日本国民的“信仰力”与“向上心”，并非要盲目模仿，而是希望中国人能树立自己的共同信仰，以自己的主义凝聚民族精神，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这种思考也是“戴季陶主义”的核心底色。 在当下的舆论场中，对日本的评价仍易陷入“盲目崇日”与“极端排日”的二元对立，而戴季陶“切切实实研究日本”的呼吁，正是破解这种困境的钥匙。 戴季陶曾一再提醒我们： “日本的强大，不是偶然的；日本的野心，不是一时的。他们的民族，是一个极其团结、极其坚韧、极其善于学习的民族，但也是一个极其偏执、极其狭隘、极其好斗的民族。”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蓄谋已久的计划，他们想灭的，不仅是中国的国土，更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民族精神。” 为此，戴季陶曾一再强调： “知日者才能抗日，不知日者空谈抗日不过是匹夫之勇。” 这一观点在今天依然适用——只有深入了解日本的民族性格、政治生态与社会思潮，才能在中日关系中占据主动，避免因误解而引发的冲突。 另外一点，就是中国人一定要以“自强为根本”，在精神上一定要有凝聚力，团结，团结，再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