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两大问题，不是台湾问题，不是与美国的问题，也不是与日本问题，也不是负债问题，最难解决的一是为国外势力做事的隐藏在国内的人；二是大量不结婚的人。为什么是这两类人？因为为国外势力做事的人在暗处，不易发现。 先说说那些为国外势力做事的隐藏人员，他们可能是高校里的老师、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也可能是企业里的高管、生意场上的商人，甚至还可能是打着慈善旗号的公益人士、搞学术交流的所谓“学者”。 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会帮他们打造完整的“正当身份”，让他们能顺利进入各个领域活动。比如有些境外人员会伪装成实力雄厚的商人，以投资、合作的名义接近国内的重要企业或机关工作人员，用金钱诱惑、感情拉拢的方式套取信息；还有的会打着学术交流的幌子，频繁出入高校和科研院所，用提供学术便利、发放高额报酬的手段，策反科研人员获取核心技术。这些伪装的身份让他们能自由出入各种场合，接触到不同层级的信息，而周围的人很难把他们和“为国外势力做事”联系起来。 其次，他们的活动方式非常隐蔽，不是那种明火执仗的破坏行为，而是在日常交往中慢慢渗透、悄悄获取信息。他们不会一上来就要求对方提供秘密资料，而是先通过各种手段建立信任、拉近距离。有的会利用异性身份搞感情攻势，假装谈恋爱接近目标人员，尤其是那些在国外留学、工作，远离家乡感到孤独的年轻人，很容易在这种温柔攻势下放松警惕。就有这样的案例，一个18岁的交换生在台湾交流时，被自称“学姐”的境外间谍人员引诱谈恋爱，回到大陆进入涉密实验室工作后，对方就以情侣查岗、关心学业为由，慢慢要求他拍摄实验室照片、分享研究成果，最后甚至索要核心实验数据。 当这个年轻人察觉不对想分手时，又被对方用泄密的事情威胁，只能被迫继续提供情报。还有的会以找兼职、给高薪报酬为诱饵，先让目标人员做一些简单的、不涉及敏感信息的任务，让对方尝到甜头，再慢慢引导到搜集敏感信息的轨道上，很多普通打工者就是这样不知不觉落入了圈套。 更难的是，这些人为了不被发现，会刻意规避各种风险，甚至会利用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行为。他们和境外势力的联系也非常隐蔽，不会使用普通的通讯方式，而是用加密软件、特殊渠道传递信息，很难被监测到。有些还会搞境内外勾结，在国内办事、在境外收钱，把利益输送的环节拆分到不同地方，增加了查处的难度。 还有的会培养“代理人”，自己躲在幕后操控，让别人出面搜集信息、传递情报，就算被发现，也很难顺藤摸瓜找到背后的核心人员。比如有的腐败分子会把自己的亲属培养成“代理人”，所有涉及钱和敏感信息的交易都让亲属出面，自己则装作不知情，就算调查，也很难直接找到他参与的证据。 另外，这些人的活动范围很广，不仅仅局限于党政机关、国防军工这些核心领域，还会渗透到农业、海洋、科技、民生等各个行业。他们会打着各种合法的旗号，比如农业调查、海洋监测、公益救助等，深入到偏远地区、重要产区开展非法调查，搜集粮食产量、海洋数据、地理资源等敏感信息。 这些领域的人员很多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国家安全培训，防范意识比较薄弱，很容易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欺骗。比如有境外组织派遣人员，以提供医疗帮助为幌子，深入西南山区接触当地群众，物色“带路人”，为他们非法调查政治、经济、地理资源等信息提供便利，当地群众因为不了解他们的真实目的，很容易就相信了他们。 从查处的角度来说，发现这类人的线索也很困难。很多时候，要等到泄密事件发生后，通过事后核查才能锁定他们的踪迹，这就导致很多损失已经造成了。这种事后补救的方式，让我们在应对时非常被动。而且，这些人的反侦察意识很强，会频繁更换身份、更换活动地点，一旦察觉到风吹草动，就会立刻停止活动、销毁证据，给调查工作带来很大阻碍。比如有的境外间谍人员在敏感地区附近活动时，会频繁更换交通工具，选择偏僻的路线行进，避开监控和检查，很难被发现。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普通群众对这类人的识别能力比较弱，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身边哪些行为可能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就算遇到了可疑情况，也很难及时察觉并举报。比如有人遇到陌生人要求拍摄军事设施、询问敏感信息，或者提供高薪兼职让搜集特定区域的信息，可能会觉得只是普通的工作或求助，不会想到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就算有些人心生怀疑，也可能因为担心惹麻烦而选择沉默，没有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这就给了这些人继续活动的空间。 总的来说，为国外势力做事的隐藏人员之所以难解决，核心就是因为他们“藏得深、伪装真、手段隐”。他们混在普通人群中，用正当的身份做掩护，用隐蔽的手段开展活动，渗透到各个行业和地区，而且反侦察意识强、查处线索少。不像其他明面上的问题，我们可以有明确的应对方向和措施，对付这些隐藏的人，不仅需要有关部门提高侦查和打击能力，更需要全社会提高防范意识，让每个人都成为国家安全的守护者，才能慢慢压缩他们的活动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