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年夜的北风刮得像刀片，七十一岁的崔凤祥攥着一张褪色的红证书站在国博门口，证书上红章已被岁月磨得发白，他只反复低声追问那尊七十八厘米高十九点五公斤重的万历鎏金地藏佛像如今身在何处。 按理说，二零零六年有研究员上门鉴定签收、拍照留档、开具编号，一切流程齐全到能写进教材，可三年后老人第一次回访就听到“系统里查无此物”，此后十七趟北京加一百二十多个电话一律被踢皮球，连张库存照片都没捞到，捐赠人的信任就这样被磨成碎末。 类似剧情早有前传，去年南京博物院捐赠人家属发现明代《江南春》在拍卖行估价八亿八千万，馆方先说是“伪作”又被签字文件打脸，观众这才意识到，个别博物馆的库房比娱乐圈还暗流涌动。 纸面制度其实并不缺位，二零二一年《国有博物馆藏品征集规程》要求全程留痕，明年三月生效的新《文物保护法》再加一把锁，但法规若只躺在抽屉，监管缺席就等于默许黑箱，文物可能在仓库裂缝里蒸发，也可能在灯光璀璨的拍场惊鸿一现，公众的信任却一次次被清空。 崔老说他不要赔偿，只想给列祖列宗一个交代，这句朴实的愿望把刀口直接递给了管理者，文物是文化的存折，博物馆手握密码却不能私自支取，国博若不拿出明确的流转记录和追责清单，下一件民间宝贝就可能绕开它直奔市场，我们只能继续盯着这尊失联佛像的归宿，也在等制度能不能站出来刷一次存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