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北京知青抛下妻儿返城。 窑洞炕上的孩子还在哭，他塞给妻子一沓粮票，说“等我站稳脚就来接你们”，转身走进了县城的汽车站。 车扬起的尘土落在高丽彤的蓝布头巾上，她抱着孩子站在土坡上，看着那抹灰蓝色越来越小。 1971年陈建平下乡时，黄土高原的风把他的衬衫吹得贴在身上。 高书记拍着他的肩膀说“城里娃得接地气”，后来常叫他去家里吃饭。 高丽彤端来的小米粥总是热乎的，碗边还沾着几粒没擦净的米。 1972年冬天，两人在土窑洞里结了婚，红布剪的喜字贴在墙上，比城里的霓虹灯还亮。 转年孩子出生，陈建平用钢笔在红纸上写“陈念军”，说“念着部队，也念着这土窑”。 1976年政策松动的消息像长了翅膀，知青点的人都在传“能回城了”。 陈建平收到北京家里的信，说父亲托关系给他找了工厂的活儿。 他连夜收拾行李，粮票和布票塞进帆布包，离婚申请压在枕头下。 高丽彤第二天清晨发现时，墨水已经洇透了纸背，“日期”那栏空着，像没说完的话。 接下来的日子，高丽彤背着孩子在地里挣工分。 手上的茧子比锄头把还硬，冬天裂得渗血，就抹点猪油接着干。 孩子半夜发烧，她背着往公社卫生院跑，月光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 有知青回城路过，说陈建平在西单摆地摊卖袜子，娶了个售货员，住的胡同窄得转不开身。 高丽彤听完没说话，把孩子往怀里紧了紧，土坯墙的缝隙里漏进风，她用身体挡住了。 2006年春天，陈建平开着小轿车停在村口。 头发白了大半，西装袖口磨得起了毛。 他从后备箱拎出水果篮，递给高丽彤一张银行卡：“拆迁款200万，咱复婚吧，城里的房子写你名。”高丽彤正在给孙子缝衣服，线头在嘴里抿了抿，没抬头。 “当年你走的时候，念军抱着门框哭，你没回头。”她把缝好的衣服递给跑过来的孙子，“现在他每月给我寄生活费，棉袄比城里的羽绒服还暖。” 院子里的老槐树抽出了新枝，阳光透过叶缝落在高丽彤的白发上，像撒了一层碎银。 陈建平捏着银行卡的手出了汗，卡面的数字在阳光下晃眼。 他想起1973年孩子满月时，高丽彤笑着说“等娃长大了，教他写你的名字”。 如今那双手已经布满皱纹，却稳稳地牵着孙子的手，针脚在衣角歪歪扭扭，和当年给孩子缝的襁褓一样，扎实，也再不需要等谁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