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鬼子，把她围在河边。枪都扔了，开始解裤腰带。他们以为，这下稳了，一个女人而已。她叫李秀芬，不过二十出头，家就在河对岸的冉庄村。三个月前，日军扫荡时，父亲被刺刀挑穿胸膛，弟弟被摔死在磨盘上，母亲护她时撞在门框上没了气息。 那天的河水凉得刺骨，李秀芬的脚踩在淤泥里，每动一下都像被针扎。她盯着那七个鬼子，手在发抖，可眼神里没有求饶的意思。三个月前的血腥画面，一遍遍在她脑子里闪：父亲倒下时眼睛还睁着，弟弟的小身子软得像块破布，母亲额头上的血顺着皱纹往下淌，染红了门槛。这些画面烧得她胸口发疼，也让她把恐惧压进了骨头缝里。 鬼子们笑着往前凑，其中一个伸手去拽她的胳膊。李秀芬猛地往后一挣，抓起地上的一块尖石头，狠狠砸在那家伙的手腕上。那人疼得嗷叫，其他鬼子愣了一瞬，随即骂着扑上来。她转身往河里跑，水刚没过膝盖，子弹就擦着她的头皮飞过去，溅起的水花迷了眼。她呛了两口水，手脚并用往对岸游，身后传来鬼子的咒骂和枪声，子弹打在水面上，炸开一串串白泡。 游到对岸时，她已经没力气了，趴在草丛里喘气。河对岸的冉庄村静得可怕，没有狗叫，没有炊烟，只有几间被烧得黑乎乎的房子立在那里，像几具枯死的尸体。她爬起来，腿软得直打晃，可还是往家的方向走。推开院门，院子里的磨盘还在，上面沾着暗褐色的血迹，那是弟弟的血。堂屋的门开着，门槛上的血痕已经发黑，母亲就是撞在这里走的。 李秀芬在屋里坐了很久，直到天黑透。她没哭，眼泪早在三个月前流干了。她想起父亲生前常说，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咽不下去，就得讨回来。可她一个女人，手无寸铁，怎么讨？她摸黑找出父亲藏在地窖里的猎枪，枪身已经生锈，可她擦了又擦，直到枪管亮得能照见人影。她又翻出几颗子弹，虽然不多，但够用了。 接下来的日子，李秀芬变了。她不再躲在家里，而是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沿着河岸的地势转悠。她记住了鬼子的巡逻规律，也摸清了他们的据点位置。有时候她会躲在芦苇荡里，看着鬼子牵着抢来的牛羊往据点走，心里像压了块石头。她知道，光靠她一个人，杀不完这些鬼子，但她不能就这么算了。 一个月后的傍晚，几个鬼子又来河边洗劫。李秀芬躲在岸边的柳树上，等他们脱了衣服下水，猛地从树上跳下来，猎枪对准最近的一个鬼子，“砰”的一声，那人应声倒在水里。其他鬼子吓了一跳，抓起枪就打，可李秀芬早有准备，转身钻进了芦苇荡。她在里面绕来绕去，鬼子追了半天也没追上，只能骂骂咧咧地回去。 这事很快在附近的村子里传开了。有人说，冉庄出了个女英雄，敢跟鬼子拼命；也有人说，她疯了，早晚会被鬼子抓住。李秀芬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她只知道自己不能停。她知道，每一次袭击，哪怕只打死一个鬼子，也是在给死去的家人报仇。她把猎枪擦得更勤了，子弹也省着用，只在最有把握的时候出手。 半年后，日军加强了对河岸的巡逻，李秀芬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她不得不改变策略，不再正面袭击，而是偷偷给附近的游击队送情报。她熟悉地形，知道哪里容易埋伏，哪里有暗哨，这些信息帮了游击队不少忙。有一次，游击队根据她的情报，在鬼子的必经之路上设了埋伏，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消灭了十几个鬼子。 李秀芬的名字，渐渐被更多人知道。可她还是那个样子，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头发用草绳随便扎着，脸上总是冷冷的。她很少跟人说话，只有提到鬼子时，眼里才会冒火。有人问她怕不怕，她只是摇摇头，说：“怕也没用，他们杀了我全家，我要是不做点什么，死了也不安心。” 后来，抗战胜利了。李秀芬站在河岸边，看着远处的村庄，心里空落落的。她为家人报了仇，可那些亲人的脸，却越来越模糊。她把猎枪埋在了父亲坟前，转身往村里走。路边的野花开得正艳，可她没心情欣赏。她知道，活下来的人，要带着死去人的份，好好活着。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