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太原兵工厂顶尖工匠刘贵福，听闻平型关大捷后，约4名工友连夜投奔八路军。怎料消息传开，出发时竟集结了16人，这支队伍后来造出了抗战名枪！ 刘贵福是山东宁津人，1907年生，家里三代都是铁匠。他十四五岁就跟着父亲在作坊里抡锤子，打镰刀、修农具，手艺在十里八乡出了名。1925年，他听说太原兵工厂招技术工，待遇比在家种地强，就背着铺盖卷去了山西。 进厂后，他专攻枪械维修和零件制造，从最底层的学徒干起，每天蹲在车间里拆枪、装枪，手上磨出的茧子比老茧还厚。到1937年，他已经是厂里的“技术大拿”，能闭着眼睛组装马克沁机枪，连德国顾问都夸他“手巧，心细”。 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到太原，刘贵福在车间里听到广播，激动得把扳手都扔了。他想起前几天看到的难民——那些被日军飞机炸得妻离子散的老百姓，想起自己小时候家乡遭土匪洗劫的场景，突然觉得不能再在兵工厂待下去了。“咱们造枪是为了打鬼子，可兵工厂现在是阎锡山的人在管，枪造出来不知道送给谁。”他对几个要好的工友说。 当晚，他和钳工赵振华、车工孙永富、铣工李茂林聚在一起，商量投奔八路军的事。赵振华拍着胸脯说：“我跟你去！我弟弟上个月被鬼子杀了，这笔账得算！”孙永富犹豫了一下：“可八路军在哪儿？咱们人生地不熟的……”刘贵福从怀里掏出张皱巴巴的报纸，上面有八路军的联络地址：“我托人打听了，在五台山一带。” 第二天一早，刘贵福找到车间主任请假，说家里老母亲病重，要回去探望。主任看他平时老实巴交，没怀疑，批了假。可他刚走出工厂大门，就看见赵振华、孙永富等几个工友站在路边，身后还跟着更多人——原来昨晚他们商量的时候，被隔壁宿舍的几个年轻工人听见了。 那些年轻人早就对兵工厂给国民党造枪打内战不满，一听要去打鬼子，纷纷要求加入。有人甚至从家里偷了银元，说要给队伍当路费。刘贵福数了数，一共16个人，有车工、钳工、铣工，还有个刚满18岁的学徒叫王二小，是主动跑来的，说“我爹被鬼子烧死了，我要报仇”。 他们不敢走大路，怕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只能沿着山路往北走。路上饿了就啃口干粮，渴了就喝山泉水，晚上睡在破庙里。走到第三天，遇到一队八路军侦察兵，对方看了他们的工具包，又问了几个枪械问题，确认是真的工匠，就把他们带到了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亲自接见了他们，握着刘贵福的手说：“你们是咱们自己的兵工厂的种子，有了你们，咱们的战士就能多杀鬼子！” 1938年春，这支16人的队伍被派到太行山深处的黄崖洞兵工厂。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是八路军的重要军火基地。刘贵福当上了机工部主任，带着大家搭棚子、建炉灶，把从太原带出来的几台旧机器修好，又自制了一些简单工具。 刚开始造枪的时候，条件艰苦得难以想象——没有精密的量具，就用土办法代替，比如用竹片量尺寸，用砂纸打磨零件；没有钢材，就从报废的枪支和弹壳里回收。有一次，为了试制一种新型步枪的撞针，刘贵福连续三天没合眼，眼睛熬得通红，终于在一个深夜把合格的零件做了出来。 1939年，他们造出了第一批步枪，命名为“八一式马步枪”。这种枪比日军的三八式步枪短小轻便，适合山地作战，而且零件可以互换，坏了容易修理。试射的时候，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亲自到场，拿起枪打了几发，笑着说：“好枪！比国民党的中正式强多了！”后来，黄崖洞兵工厂又陆续造出了掷弹筒、地雷等武器，年产量最高时能达到步枪上万支，有力地支持了前线的抗战。 刘贵福在黄崖洞待了八年，直到抗战胜利。他从一个普通的兵工厂工匠，成长为八路军军工战线上的骨干。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多个兵工厂的总工程师，参与了中国第一代冲锋枪和第二代手枪的设计。1977年，他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临终前，他对子女说：“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带着16个弟兄去了太行山，造出了打鬼子的枪。” 这支16人的队伍，后来发展到几千人，成为中国军工事业的重要力量。他们造的枪，让无数八路军战士在战场上多了一份生的希望，也让侵略者尝到了中国人民反抗的怒火。刘贵福和工友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变，更是一个民族在危亡时刻团结抗争的缩影。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