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零年由于我家生活的六盘山区自然灾害频发，生产的粮食不够吃，父母亲便带着我们

一九七零年由于我家生活的六盘山区自然灾害频发，生产的粮食不够吃，父母亲便带着我们一家七口人边讨饭边走，走到了陇东一个小山村，这个小山村名叫细沟子。 1970年的风，刮过六盘山时总带着土腥味，地里的麦子刚抽穗就蔫了，穗子小得像没吃饱的雀儿——那是我记事起，家里粮缸第三次见了底。 父亲蹲在灶台边抽烟，烟袋锅明明灭灭，母亲把最后一把玉米面筛了又筛，筛出半碗碎碴子，七个弟妹挤在炕角，眼睛亮得像要把那碗碴子盯出花来。 “走吧，”父亲掐灭烟，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讨饭去，总能给娃们讨口活命的。” 我们一家七口，背着补丁摞补丁的包袱，沿着黄土坡走，脚底板磨出的血泡沾了土，硬得像鞋底的石子。 走了二十多天，日头偏西时，远远看见一片窑洞，窑洞顶上飘着几缕炊烟，那就是陇东的细沟子村——村口老槐树下，坐着个穿蓝布褂子的老婆婆，手里捏着根拐棍，正眯着眼看我们。 母亲拉着我的手往前挪了两步，我能听见她后颈的汗珠子滴在地上的声音，“大娘，俺们是从六盘山来的，家里没粮了，想……想讨口吃的。” 老婆婆没说话，只是把拐棍往地上顿了顿，顿出一声闷响，然后转身往窑洞里走，我心一下子沉到了底——她会不会喊人赶我们走？ 可没等我多想，她端着个粗瓷碗出来了，碗里是黄澄澄的玉米面馍，还冒着热气。 那天傍晚，村里的人陆陆续续来了，张婶端来半瓢洋芋，李叔扛着捆干柴，连隔壁窑洞的娃娃都攥着颗煮鸡蛋，塞到我最小的妹妹手里。 父亲红着眼圈给大家作揖，母亲抹着泪把馍掰成小块，分给每个娃——我原以为讨饭的日子，只有冷脸和闭门羹，可细沟子村的土窑洞，却把七月的日头都焐得暖烘烘的。 后来才知道，那年细沟子村的收成也不好，家家粮缸都紧巴，可他们说“都是受苦人，拉一把就过去了”——不是所有苦难都会让人把心关起来，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善良有时候比粮食更经得住饿。 六盘山的灾害让我们没了粮；没粮逼着我们踏上讨饭路；讨饭路上遇到的细沟子村人，用半块馍、一把柴、一句热乎话，给了我们活下去的底气——那不是简单的施舍，是把自己碗里的饭分出来一半的勇气，这种勇气，后来成了我这辈子揣在兜里的暖。 我们在细沟子村住了下来，父亲帮村里人犁地，母亲给谁家缝补衣裳，弟妹们跟着村里的娃上山挖野菜。 很多年后，我带着孩子回细沟子，老槐树下的老婆婆早就不在了，可那棵树还在，枝桠上挂着的红布条，都是后来人感恩的念想。 如果你问我什么是最珍贵的，我会说，是在最难的时候，有人愿意为你停一停脚步，问一句“饿不饿”。 如今再闻土腥味，不是讨饭路上的尘土，是细沟子村窑洞前，母亲烧火做饭时，柴火混着洋芋的香——那香里，藏着我们一家七口，从绝望里走出来的，一条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