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国从苏联引进了20克珍贵的蛔蒿种子，平均分成4份，在专人保护下分别送到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四个国营农场试种。这四份种子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它们肩负着帮助我国铲除蛔虫病的重要任务。 把时钟拨回到建国初期。那时候咱们国家刚成立，百废待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紧巴，卫生条件更是没法提。农村里大都是旱厕，饮水也不干净，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蛔虫病泛滥。数据虽然是冰冷的，但现实是残酷的，那时候农村孩子的蛔虫感染率一度超过了80%。 那时候缺医少药，土法子不管用，大家都在盼着能有一款便宜又好用的驱虫药。 驱除蛔虫，最关键的原料叫“蛔蒿”。这东西有个怪脾气，它只在北极圈附近的寒冷地带生长，咱们中国原本是没有这物种的。当时世界上掌握这种植物提炼技术和种植资源的，主要是苏联。 1952年，这绝对是值得载入中国医药史的一年。 经过多方协调，我国终于从苏联引进了极其珍贵的20克蛔蒿种子。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20克种子比金子还沉。经过周密安排，被平均分成了4份。每一份只有5克。 这四份种子，在专人的严密保护下，分别被送到了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这四个国营农场进行试种。 结果呼和浩特、大同、西安这三个地方的试种，因为气候、土壤或者湿度等各种复杂原因，全部宣告失败。种子下去了，要么没发芽，要么苗子没保住。 全村的希望，最后都落在了山东潍坊农场的肩上。 好在，潍坊争气了！那里的气候和土壤条件，竟然奇迹般地契合了蛔蒿的生长习性。种子发芽了，长大了，开花了。这消息传回北京，相关领导估计都长舒了一口气。为了保密，当时这块试验田对外都不敢叫蛔蒿，起了个代号叫“一号除虫菊”。 既然试种成功，那就得扩大规模。潍坊农场也不含糊，迅速开始推广种植。到了五十年代后期，潍坊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蛔蒿之乡”。种植面积达到了惊人的8640亩，一年的花叶产量接近15万公斤，种子产量也能达到3100公斤。 到了上世纪60年代，风云突变，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援华专家，还带走了提取蛔蒿有效成分的关键设备和图纸。这下子麻烦大了。咱们地里虽然长满了蛔蒿，但怎么把里面的有效成分“山道年”提取出来，成了拦路虎。 而且这蛔蒿特别娇气，被称为“药草里的林黛玉”。它采摘期极短，必须在花蕾含苞待放的那几天收割，而且收割后必须马上烘干。 当时苏联专家一走，设备一停，大量的鲜蛔蒿堆在场院里没法处理。眼看着这堆积如山的药草发热、霉烂，工人们急得直哭。 这一棒子算是把咱们打醒了：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中国的科研人员和工人们那股子倔劲儿上来了。没有烘干机？咱们自己造！没有提取工艺？咱们自己摸索！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攻关，咱们终于搞出了自己的烘干设备，也彻底掌握了从蛔蒿中提取山道年的化学工艺。这就叫硬气！从那以后，咱们的宝塔糖生产彻底不再受制于人。 那几年，宝塔糖迎来了它的巅峰时刻。为了让孩子们爱吃药，药厂也是费尽了心思。那时候的孩子怕吃苦药片，一喂药就哭天抢地。工人们灵机一动：既然是给孩子吃的，干脆做成糖的样子！加了糖分，调了颜色，做成了宝塔形状，还取了个吉利的寓意——“宝塔镇河妖”，希望能把肚子里的“妖魔鬼怪”都镇住。 这一下，宝塔糖彻底火了。对于那时候的孩子来说，这哪里是药啊，这就是珍贵的零食。哪怕知道吃了要拉虫子，也挡不住那股甜味儿的诱惑。农村孩子为了骗颗糖吃，捂着肚子装疼的演技，那都是在那个年代练出来的。 可谁能想到，这么辉煌的宝塔糖，最后竟然会以一种极其悲情的方式谢幕。 祸根其实早在高峰期就埋下了。因为宝塔糖需求量大，各地一看潍坊种得好，都开始跟风。一时间，全国各地的药厂都在抢原料，农民们也一窝蜂地种蛔蒿。结果就是严重的产能过剩。 再加上那十年动乱时期，生产计划被打乱。药厂库存堆积如山，收不了那么多原料。农民看着地里卖不出去的蛔蒿，心都凉了，一锄头下去，全铲了，改种粮食。毕竟，药不能当饭吃，肚子填饱才是硬道理。 到了后来，宝塔糖库存消耗得差不多了，需要重新启动生产时，大家突然发现：没种子了！ 当年全国大规模铲除蛔蒿的时候，大家都没留后路。等到想再种的时候，才发现市面上已经找不到可用的蛔蒿种子了。 这就意味着，当年那20克漂洋过海、承载着无数心血的原始种源，在咱们这儿，绝种了。 宝塔糖的消失，除了原料绝种这个悲情原因，也有时代进步的必然因素。 到了80年代，咱们国家的医疗水平上来了。科学家们研发出了效果更好、副作用更小的广谱驱虫药，孩子们再也不用经历那种“活虫挂在屁股上”的心理阴影了。 1982年9月，卫生部和国家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文件，正式淘汰了包括宝塔糖在内的127种“落后”药品。 至此，那个五颜六色的“宝塔”，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封存在了那一代人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