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年，58 岁的郑念拒绝出狱，她需要一个道歉。突然，暴跳如雷的监狱长，狠狠地下令说：“把她扔出去……” 就这样，郑念被人架着，粗鲁地扔了出去。 在1973年的上海第一看守所门外，发生了一幕极其荒诞却又震人心魄的画面：一名刚获得“自由”的老妇人，像丢弃废旧麻袋一样被两个壮硕的警卫从铁门里拖出来，重重地甩在了尘土飞扬的大街上。 通常囚犯听到释放令，无不是涕泗横流、千恩万谢地拔腿就跑，唯独这位叫做郑念的犯人，刚刚死死扒着牢房冰冷的门框不肯松手。在那场与暴怒监狱长的对峙中，这个58岁的女人穿着褪色破旧的囚服，声音却如洪钟般冷硬：“我不走。除非你们登报道歉，洗清我的罪名。” 监狱长的回应简单粗暴，一声咆哮“把她扔出去”，终结了这场长达六年半的监禁，却并未终结她的战斗。这一摔，看似狼狈，实则是一位迟暮贵族向那个混乱时代发出的最强硬的檄文。 郑念本名姚念媛，若是没有这场浩劫，她的人生是一幅标准的精致工笔画。父亲是北洋高官，自己拿着燕京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文凭，丈夫是外交官，后在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任职。住在茂名南路的花园洋房里，往来无白丁，满屋皆古瓷。 在那个必须甚至鼓励“嚎哭求饶”的极端环境里，郑念展现出一种令人费解的“洁癖”。审讯者让她哭，许诺哭几声就能松刑具，她却咬着惨白的嘴唇回敬：“嚎哭是不文明的。”即便被诬陷、被折磨，她在签字画押时，总会在结尾倔强地补上一句：“我没有犯罪”。 为了在非人的环境里维持作为“人”的底线，她把省下的米饭碾碎当浆糊，糊上如厕用的手纸来封堵墙缝，阻挡霉菌与灰尘；那只冰冷彻骨的水泥马桶，硬是被她用旧毛巾和硬纸板缝制出了一个坐垫；在每次只要一点点清水的配给中，她甚至还坚持擦拭监舍那个小小的气窗。 支撑她这种惊人生命力的，不是古董，也不是往日的荣光，而是作为一个母亲的执念——她的独生女郑梅平。梅平漂亮得像个天使，既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又是女子划艇队的队长。在漫漫几千个黑夜里，母亲无数次幻想过出狱后母女相拥的场景。 然而，命运给她开了最残忍的玩笑。被“扔”出监狱后，她面对的不仅是满目疮痍的家，还有那个如利刃剜心的真相：女儿早在她入狱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67年，就已经死了，年仅24岁。 官方档案冰冷地记录着“自杀”，称其从体委大楼跳下。但随后那些邻居闪烁其词的眼神、拼凑出的残酷碎片都在指向另一个事实——这个年轻而刚烈的姑娘，因为坚决拒绝诬陷自己的母亲，在遭遇了难以想象的暴力后含冤离世，最后被伪造成了坠楼假象。 这一刻，她在狱中无论受多少酷刑都未曾崩塌的心理防线碎了。所谓的“无罪释放”如果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对她而言就是一种侮辱。 这也解释了为何她出狱后不惜用最孤独的姿态四处奔走申诉，在困顿中依然把自己收拾得一尘不染，无论在哪张纸上写字，字迹永远端正工整。她在替两个人活着，替那个无法开口的女儿索要人间正道。 直到1980年，虽然没有等到那一纸期待中的公开登报歉意，但“彻底平反”的文件终究还是来了。郑念决定离开这块令她心碎的土地。临行前，她做了一个举动，将抄家发还的珍贵古瓷器全部无偿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就像是切断了最后一丝对身外之物的留恋。 在美国的晚年，这位老人完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复仇”。她没有用歇斯底里的控诉，而是用英文写下回忆录《上海生死劫》（扉页写着：献给梅平）。 在这本书里，她像一位冷静的外科医生，剖开了那段荒谬的历史肌理，笔触克制而精准，甚至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都为之震撼。她用这种优雅而锋利的方式，把尊严二字刻在了世界文坛。 寓居华盛顿的日子里，她谢绝了凄惨的晚景。即使年逾九旬，去超市买菜也必定妆容精致，甚至还要开车独行，还在身后设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助学基金。2009年，94岁的郑念在浴室意外滑倒，滚烫的热水导致严重烫伤引发感染。 哪怕是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依然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狼狈。医生告知时日无多，她只是平静地从嘴里吐出一句：“我已经活够了，我要准备回家了。” 根据她的遗愿，骨灰撒入了太平洋。那里海水广阔，往西能连通她魂牵梦绕又痛彻心扉的上海，往南能通向女儿梅平的出生地澳大利亚。她在生前没能和女儿团圆，死后终于可以在无垠的碧波中相拥。这个被时代踩进泥里的女人，终究还是像朵白莲一样，干干净净地走了。 主要信源：（新浪新闻——郑念：籍贯不是上海的“上海名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