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不给湘军拨款，而且将士的待遇又高，曾国藩从哪里弄这些钱？ 咸丰二年，曾国藩丁忧回乡时，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被推到风口浪尖，朝廷让他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却只给了一道空白任命状——既没有编制，也没有饷银。 湘军士兵的饷银是绿营兵的两倍，水师炮手每月四两二钱，陆师什长四两，普通士兵三两，加上武器弹药、粮草辎重，每月至少二十万两开支。这些钱从哪儿来？曾国藩的办法，都是被逼出来的。 最初他指望乡绅捐输。湖南的士绅们虽说怕太平军，但真掏钱时都往后缩，曾国藩带着幕僚挨家挨户劝，好话歹话说尽，三个月才募到三万两。这点钱连一个营的饷都不够发。 转机出现在咸丰三年，户部实在挤不出钱，给了他几千张监生文凭和虚衔官职的空白任命状。曾国藩像抓住救命稻草，在长沙设立"捐输局"，明码标价：捐两百两给监生资格，五百两换个七品虚衔，两千两能当知县。 消息传开，南方各省的富商地主蜂拥而至——毕竟乱世里，一张盖着朝廷大印的纸，既能保平安，又能光宗耀祖。靠着卖功名，湘军凑齐了买洋炮、制军械的第一桶金。 但捐输毕竟是一锤子买卖，湘军要长期打仗，必须找个稳定财源，咸丰五年，曾国藩盯上了厘金。这法子本是扬州帮办雷以諴发明的：在交通要道设卡，对过往货物抽百分之一的税。 曾国藩把它学过来，在湖南水陆要隘遍设厘卡，米盐布匹、针头线脑都要交税。为了多收钱，他甚至在老家湘潭设"东征局"，额外加征半厘。商人叫苦连天，但湘军确实靠这个活了下来——仅湖南一省，每年厘金就有两百万两，相当于朝廷半年的地丁税。 随着湘军转战江西、安徽，厘金卡越设越密。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后，干脆在安庆设总局，将税率提到百分之二。最夸张时，长江沿岸每隔十里就有卡哨，商人运一趟货到汉口，要交七八次税。 朝廷虽说眼红，但太平军没灭，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同治元年，湘军欠饷九个月，士兵闹着要哗变，曾国藩咬咬牙，奏请朝廷让他派人去广东督办厘金。 广东巡抚郭嵩焘是他的老相识，两人联手整顿，广东厘金从每年六十万暴涨到一百四十万，解了南京城下湘军的燃眉之急。 除了厘金，曾国藩还打盐税的主意。两淮盐场被太平军占了，他就奏请拨浙江盐引，让湘军自己运盐贩卖。每引盐三百斤，缴税一两五钱，再加上运费，卖到湖南能赚十两。 湘军水师顺便兼职运盐，一趟下来，军饷和油水都有了。地方督抚的协饷也是重要来源——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都是曾国藩的老搭档，每年从两省挤二三十万两，虽说经常拖欠，但总能救急。 这些法子听起来热闹，背后全是苦头。咸丰六年，江西厘金被地方官截留，湘军断饷三个月，士兵饿得挖野菜吃。曾国藩急得给弟弟写信："昨夜梦家中无米下锅，惊醒一身冷汗。" 他不是没试过跟朝廷哭穷，可咸丰皇帝比他更惨——户部存银只剩二十万两，连紫禁城的修缮费都拿不出。湘军说到底是"临时工"，朝廷没义务养，一切只能自己想办法。 最狠的是厘金制度的后遗症。湘军打下南京后，各地厘卡非但没撤，反而越设越多，成了地方督抚的小金库。商人运货成本暴涨，原本从汉口到上海三天的路程，因为绕卡躲税，有时要走半个月。 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让江南经济元气大伤，却养肥了湘军、淮军这些地方武装。曾国藩或许没想到，他为筹饷种下的厘金，最终成了晚清军阀割据的经济基础，而那些因欠饷回乡的湘军士兵，后来很多加入哥老会，成了推翻清朝的力量。 从卖文凭到设厘卡，曾国藩的每一步都是绝境中的挣扎。他不是财神爷，只是把能抓的救命稻草都抓在了手里。湘军的军饷里，浸透了商人的汗水、农民的怨气，还有一个文人在乱世中的无奈。朝廷不给钱的二十年里，他愣是用这些不上台面的法子，撑起了一支改变历史的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