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上海“高考状元”袁钧瑛，公派留美拒不回国，可是她在美国深修40年后，却

1977年上海“高考状元”袁钧瑛，公派留美拒不回国，可是她在美国深修40年后，却带着全部的积蓄回到了中国……还培养出三十多位国内顶尖生物人才。 2017 年 5 月 2 日，美国科学院官网公布的新一批院士名单里，一个来自中国上海的名字让全球生物界瞩目，她就是袁钧瑛。 时间拉回 1977 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整个中国都沸腾了，彼时 29 岁的袁钧瑛还在上海机械厂当车床学徒，每天围着机器打转的日子里，她从未放下对书本的执念。 高中班主任陆老师看透了她的潜力，冒着风险从封存的图书馆里偷偷翻出文革前的高中课本，塞到她手里：“你是块读书的料，别浪费了。” 拿着泛黄的课本，袁钧瑛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白天上班攒着力气，晚上就着煤油灯啃书本，四个月里把荒废多年的数理化从头学了一遍。 高考放榜时，她以上海市应届生理科第一名的成绩，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 “高考状元”，顺利考入复旦大学生物化学专业。这个结果让所有人惊喜，却没人知道，这只是她传奇人生的起点。 出身书香门第的她，爷爷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有机化学教授，父亲和母亲也都是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让她对生物化学有着天然的敏感。 她和后来的丈夫俞强一起，在实验室里常常待到深夜，两人一个是成绩拔尖的团支书，一个是能力出众的班长，连同另外两位同学被称为 “三大才女”，成了复旦校园里的一段佳话。 本科毕业时，她不仅拿下了全系第一的成绩，还和俞强双双通过了 CUSBEA 项目的选拔。 这个由中美联合发起的生物化学研究生计划，在全国两万五千名申请者中只选最顶尖的人才，袁钧瑛以第二名的成绩脱颖而出，获得了公派赴美深造的机会。 1982 年，她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怀里揣着国家的嘱托，也藏着对未知科研世界的憧憬。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实验室，在当时的袁钧瑛眼里简直是 “科研天堂”。可刚入学没多久，她就遇到了难题：她想研究的细胞死亡领域，在当时是个无人问津的冷门方向。 课堂上，导师带来的亨廷顿舞蹈症患者让她深受触动，那些肌肉不受控制、逐渐丧失生活能力的病人，背后都是神经细胞的异常死亡。 当时学术界都在追捧神经生长因子的研究，没人关心细胞是怎么 “死” 的，袁钧瑛却偏偏逆向思考：“发育是基因严格控制的过程，细胞死亡怎么可能是被动的？” 这个想法让她决心钻进去一探究竟。可哈佛医学院几百个实验室里，没有一个做相关课题，她只好自己跑到麻省理工学院，终于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霍维茨的实验室里找到了机会。 接下来的几年，袁钧瑛成了实验室里最勤奋的身影，她常常一个人待在实验室，别人下班了她还在调试仪器，周末也泡在文献里，连吃饭都想着实验数据。 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揪出了线虫细胞的 “死亡基因”，这是生物界第一个被发现的细胞凋亡调控基因，一下子让这个冷门领域成了研究热点。 博士还没毕业，就有医院主动邀请她建立自己的实验室，1993 年，她团队发表的论文直接证明了线虫的细胞死亡机制和人类相关，两篇论文在《细胞》杂志连发，至今被引用超过两万次。 之后她又搞出了大动静：2005年，她首次定义了“程序性坏死”这一新的细胞死亡模式，打破了“坏死是被动过程”的传统认知。 她团队发现的RIPK1抑制剂，现在已经进入全球三期临床试验，给老年痴呆、渐冻症等难治性疾病的治疗带来了新希望。 2007 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17 年再获美国科学院院士殊荣，两次被诺贝尔奖委员会邀请到论坛做专题报告，她的学术成就早已享誉全球。 可谁也没想到，2020 年 10 月，已经 62 岁的袁钧瑛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辞去哈佛的终身教职，全职回到中国，担任中科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 她不是空着手回来的，不仅把自己四十年来的科研积累、专利技术全都带了回来，还将全部积蓄投入到中心建设中，把哈佛的先进实验室设备 “打包” 搬到了上海。 回国后，袁钧瑛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培养年轻人身上。她沿用了在哈佛的培养模式，但更接地气，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哪怕是对权威观点提出反对，只要有依据，她就全力支持。 这些年里，她培养出的三十多位顶尖生物人才，有的已经成为高校教授，有的在科研院所挑起大梁，还有的在生物医药企业推动技术转化，成了中国生物领域的中坚力量。 她带着全部积蓄和满腔热忱回到祖国，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浇灌着新一代科研人才，就像当年她的导师和爷爷指引她那样，为中国生物科研的未来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对于这件事，您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信源：中国侨网2017-08-18——《袁钧瑛:从上海女孩到哈佛医学院第一位亚裔女教授》